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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远去与归来构成了一种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超越了乡土社会研究的村落传统。村落从来不是局限在村落的范围内的， 通过行者的远去， 村落的边界得到了跨越。同时考虑到归来取向的村落研究与远去取向的跨村落研究， 一种田野民族志的方法论才堪称完整。
[关键词] 远去； 归来； 村落研究； 游民
归去来兮： 问题的提出
陶渊明这位古代的隐者向我们启示了太多太多即便是今天亦无法解决的困境， 他入世到现实社会之中， 却在有可能继续向社会等级的上端攀登的时候归隐到了山林之中， 寻求与山林融为一体的怡然自得的境界， 所谓“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之五) 。这种境界几乎成为后来的归隐者追求和模仿的目标。在这里， 应该指出的是， 陶渊明并非不思进取之辈， 但是， 在中国古代早熟的思想意识里已经有了一种共识： 一位智者， 其进取的最佳状态并非是一定要去直达等级的巅峰， 而是转而求其次， 强调韬光养晦、激流勇退是最为智慧的一种人生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 远去与归来构成了在人们理解自身生命历程中义无反顾的进取与适可而止的退隐之间往复循环的生命意义的所在。确实， 离开一个地方而远走他乡， 这体现了一个人的自我追求以及自身能力， 而在这些轰轰烈烈的社会作为之后的隐退则意味着更高一个层次上的自我经验的超越。在这一点上， 中西方的差异属于真正实质性的， 特别是在西方启蒙思想占据优势地位， 科学成为了一种新的信仰之后， 情况就更是如此。不是吗?伟大的牛顿从苹果掉落在地上想到的是世界发展的原始动力的问题， 而中国的古人却更乐于从那些纷纷飘落的秋叶中体味到人的存在的本体或者说归宿， 这显然是心理境界的集体文化差异。
至此， 我确实并非想借用这样一个话题来把读者的思路引入到隐居者的空灵中去， 而是试图借此来呈现我们在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更加完整的视野， 这种视野曾经为西方主导的中国村落社区特质论的思维所遮蔽， 不能够完全地呈现出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面目。换言之， 在我们的双脚坚实地走进某一个村落的时候， 我们可能忽视了村落以外世界的存在， 这种存在会由于村落中不断有远去的行者而得到彰显。这些行者可以是出去任职的官员、到城里的打工者、读书的学生、流民、难民、做生意的商人、民间宗教的传播者、相面算卦者⋯⋯凡此种种， 只要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 都可以在这行者的目录中寻找一个位置。总之， 这些行者， 正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是行动者， 不是固定地居住在一个地方， 而是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 有的离开得近一点， 有的则可能离开得极为遥远， 李白从家乡四川跑到了陌生的长安， 郦道元差不多走遍了全中国， 晋商则是远上内蒙， 泉州的商人甚至跑到了东南亚和欧洲， 这种行者的文化造就的结果就是， 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角落里没有华人的存在?
村落研究： 作为“西方的他者”
上述这些都是远去的极好的例子， 这些例子不能不重新让我们注意到此前对于乡村生活的那一系列的偏见， 那些偏见尽管是丰富的， 但依旧还是偏见。我们肯定是在一种范式的拖累之下才把我们的目光向下而只看到了乡村的， 这种范式我们可以称它为“西方的他者”， 其含义就是我们的乡村一开始便是在作为“西方的他者”的范式之内被不断地书写下来的。西方的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作家、记者以及乡村的调查者， 这些人对于乡村的描述使得中国的乡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自我观照的他者， 他们以其丰富的乡村见闻、细致入微的细节描述以及有着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基础的对于描述材料的安排， 使这些都成为了一整套的对于中国乡村书写的方法， 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乡村才会成为西方人乐于去书写的似乎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他者。而中国早期的乡村研究无疑就是在这样一种范式的引领下展开的。1936 年来华，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访问的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又称布朗) ， 他在燕京大学所说的一席话不能不让我们看到西方的学者对于中国村落的那种情有独钟的着迷：
在中国研究， 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 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 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会， 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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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在线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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