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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下一个调查点研究的是另一民族，结果基本上是无功而返。他于1928年3月离开白宁到悉尼与远道而来的母亲相聚，并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排下教了一学期太平洋岛屿语言。到秋季，他又乐观起来，有了再去做田野作业的兴致。不过，他没有回到白宁，却去了苏尔卡这个新地方。这次超过6个月的调查还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上次是因为那些土著把什么事情都弄得神神秘秘，使他不得而知。这次却是因为苏尔卡人总是一开口就停不住嘴，一口气就要把一场仪式说全了，而他根本记录不下来。他因而总是很沮丧，加上感染疟疾，他真想立刻回到英格兰。他在信中吐苦水，“我跑够了，再也不想伸长鼻子去探究异族的事情”，“我一直情绪低落，都傻得不会思考了”(Lipset 1980: 130)。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落荒而逃，而是重新燃起了到塞皮克河地区做调查的希望。他在1929年1月28日给哈登的信中说，“塞皮克将产生我的代表作。那里刚好有那种地方文化变异的类型——这是我当初本来计划要研究的。我已经掌握了一门在大范围使用的语言。交通靠独木舟就容易解决。那里的土著是友好而聪明的……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研究主题”(Lipset 1980: 132)。真是事不过三。或者说好事多磨。他在2月中旬乘船沿塞皮克河游历，被伊阿特玛儿人所吸引，就留下来进行田野作业。不过，事实证明，哪儿的田野作业都是磨人的。他的兴奋劲慢慢被时光所侵蚀。到11月份，他觉得很难往前做了，“在身体上，我还能坚持;在心理上，我想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种群中了”(Lipset 1980: 132)。到1930年1月，他觉得他搜集资料的工作又变得盲目起来，再呆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就决定打道回府了。他这次的调查应该算是大有收获。他以此为据，花一年时间完成了以《塞皮克河的伊阿特玛儿人的社会结构》为题的硕士论文。他描述了他们的婚姻体系、氏族、图腾、萨满和奇特的入会仪式。他在文中坦白，他的田野研究并不完全，他从来没有听懂土著人之间的交谈，他觉得纳文仪式值得进一步描述和讨论，可是他还缺乏足够的观察。谁知道，哈登很高兴他这种坦诚，欣然把它推荐给弗斯主编的Oceania杂志。他的推荐意见有这样的话，“他对研究的不完美性的坦率声明给人巨大的信心去接受他所作出的肯定陈述”(Lipset 1980:133)。该文在1932年登出，占近百页的篇幅。这篇文章为他1932年再次到伊阿特玛儿人中进行田野作业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也应该是他申请新的资助的资本。
贝特森不能像马林诺斯基那样有效率地弄资料，与他们各自的性格有关。马林诺斯基被一些交往过的人认为是一个进取型甚至进攻型的、令人厌憎的男人，但是他们也大都承认他是一个天才的人类学家。贝特森总是顾虑是否干扰了他人，敏感的话，不敢问;别人讲话，他不敢打断。关于基本的方法，他自己清楚，自己在剑桥的课堂里是学习过的，就是不能用在自己的实地工作之中。米德夫妇来访，他帮助他们在附近找到了调查点。他们搜集资料的方式让他感到震撼。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访谈对象和翻译，让这些人围绕他们的要求忙得团团转。他醒悟到，他们是按照预计工作，而他是碰见什么就小心地记录什么(Lipset 1980: 136)。他们是围猎，而他是守株待兔。福琼本人在1975年回忆马林诺斯基的话中提到，通常，土著人不配合马林诺斯基，马林诺斯基就抓住土著人的衣领不让他们离开。这种欺凌性的技巧所凭借的是帝国背景。在福琼后来的反思，问题不在于马林诺斯基是帝国主义者，也不完全在于他是一个强势的人，而在于这种技巧在当时是当作方法来传授的(Lipset 1980: 123)。他在1970年代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话题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这样分析，听起来很自然。
人类学长期的田野作业遭遇的最顽强的敌人是孤独。马林诺斯基是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情感压力，而贝特森是在不断写给妈妈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总是幻想有同行或助手陪他做调查，甚至还正式写信请哈登、拉德克利夫-布朗派人到他的调查点与他合作，陪他。当然从来没有人来过。这种心理都形成了一种执着的愿望，对促成他和米德的恋爱和婚姻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在前三次的调查点都陷入无聊的孤独情感之中，进而变得无所事事，只想逃离。他实际上都是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就忍无可忍地撤离了。他第二次进行伊阿特玛儿人调查，一个人从1932年的1月坚持到夏季到来，又开始渴望来一个合作者。到秋季，他已经熬得非常气馁了。正如他在《纳文》中所流露的，我已经气馁到“绝望地厌恶田野作业”(Bateson 1958: x)。在圣诞节之后，米德和福琼这对人类学夫妇路过贝特森的调查点，三个人一开始相聚甚欢。一见面，寒暄之后进到室内，贝特森看着米德，说，“你太累”，并拉给她一把椅子。米德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她后来回忆，这是她几个月以来听到的最温馨的一句话(Mead 1972:208)。贝特森渴望有自己的同类作伴，从一个月前知道他们要来就开始盼着了(Lipset 1980:135)。他们见面后开始说话，一说就是30个小时。主要是贝特森与福琼聊天，米德偶尔参与进来，但多数情况下米德在陪保护他们的一位殖民政府的巡警打发时间。在随后他们共处的日子，倾谈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贝特森和米德之间。米德从贝特森身上吸取理论思维和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系统理论和生物学、心理学的知识;贝特森从米德夫妇身上领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经验。最重要的是，贝特森从他们手上读到了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手稿，并就她的理论对于他们三位在新几内亚的几个调查点所见识的族群进行尝试性的分析、辩论，让贝特森逐渐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项什么样的著作，在最后一段时间里有了明确的调查目标。贝特森和米德一起落入了情网。在1933年的春季，这三位人类学家离开塞皮克河流域各自的调查点到澳大利亚，然后各奔东西。贝特森回到剑桥，忙着写《纳文》，没有和他母亲提米德的事情。米德回到美国，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福琼回新西兰与他原先的恋人见面，后来又到中国任职。贝特森和米德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有几次短暂的相聚。他们后来得到了一项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的资助，于1936年的3月到达巴厘岛。在来此之前，他们到新加坡进行了结婚登记(这是英国的法律所认可的)。这时，贝特森写信给母亲，解释他的婚姻。他写道，他们的婚姻是人类学的动机而非罗曼蒂克的冲动的结果。因为他们彼此承诺一起进行合作研究，而这项研究至少需要一起工作4年，所以两人结婚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实际上他们两个对对方都感到不踏实，米德甚至是悲观的。“我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是那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松一口气，是因为我不必独自一人扎到田野作业之中——这是我眼下立马要面临的问题”(Lipset 1980: 150)[2]。他们到巴厘之后，米德坚持让贝特森先完成《纳文》扫尾工作，主要是附录部分，使该书得以在当年出版。《纳文》第一版总算大功告成。贝特森几经孤独的折磨，终于可以琴瑟和鸣，一边进行田野作业，一边过正常的生活。大多数人类学家就是在这种历程里“炼”成的，只有很少数的人类学学生是结伴或夫妻一起进行田野作业的，其中极少部分人是在调查期间与当地人结婚的。从贝特森的经历看人类学，我们深切地体认到，经过长期田野作业磨炼的知识精英构成了人类学家群体的骨干，人类学事业确实是一个特殊人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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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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