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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一项仪式所展开的民族志实验》，[英]贝特森 著，李霞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1904-1980)是我最喜欢的人类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纳文》(Naven: The Culture of Iatmul People of New Guinea as Revealed Through a Study of “Naven” Ceremonial)是我读过的智慧含量最高的一部民族志。从他的田野作业到这部大作的完成历程，我们能够几近刻骨铭心地感到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业基础，而民族志著作却大都可以成为跨专业的乃至公众的读物。如果有好事之徒一定要开出一份难以为一般读者所读懂的民族志书单，这个书单不会太长。不过，即使这个书单再短，贝特森的《纳文》都会名列其中，并且会高居榜首。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课堂上的学生与旁听生都知道，我爱推崇《纳文》，每年都会把它作为民族志复杂文本的范本列入“宗教人类学”或“民族志方法”的必读书目，并且在向学生推荐的时候总是会强调：如果你已经决定以人类学为业，我请你一定去读它，因为它是人类学的核心文献;如果你还没有发现人类学的魅力，我希望你去读它，因为它会让你见识人类学可以是怎样一种心智的挑战。
在西方人类学众多的人物和庞杂的著述里，如果我们把兴趣放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创意上，贝特森的《纳文》(1936)和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977)就构成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历史序列。马林诺斯基因为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得已置身海外，在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中长期居留(一年以上)，用当地语言直接与研究对象交流，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民族志)而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理解。他在开创性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开篇对自己的方法的科学性进行了总结。马林诺斯基不是第一批做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但是他的实地调查经验确立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新标竿，他的这部代表作以及其中对于方法论的陈述确定了民族志的新规范。后来的人类学民族志有一个演进的主线，这就是对这一规范的遵守、拓展、反思。在这个主线中，定位于“反思”的最重要的后来者应该是贝特森的《纳文》和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在1922年出版了各自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就像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等人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一样，他们共同确立了被后人称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民族志的范本。他们自己从方法上主张他们所开创的是“科学”民族志，后人则是从文体风格上把他们的民族志界定为“现实主义”文本。现实主义民族志的要义是作者尽量隐身，以描述的客观来支持方法的科学，以对生活的诸方面的详细描述形成生活的具体感，并指望细节的累积能够转化成“社会”的总体面貌。在他们之后投入到实地调查研究的人类学新手竞相仿照他们，民族志的现实主义风格就形成主流的风气。
在贝特森完成《纳文》的前后，好的民族志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要由马林诺斯基来定义。我们从马林诺斯基给两个后来成为重要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所写的序言可以看到他肯定什么。
玛格丽特·米德的第二任丈夫是福琼(Reo F. fortune)。她已经凭借《萨摩亚的成年》(1928)一举成名，而福琼在完成《多布的巫师》(1932)的时候还是默默无闻之辈。尽管福琼好歹算是当时很小的英国人类学圈子的人(他在剑桥大学念书，马林诺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并且他在多布做调查的时候日日夜夜琢磨的都是马林诺斯基的这部范本，而米德当时还没有和马林诺斯基见过面[1]，但是，他们家却是由米德写信请求马林诺斯基为《多布的巫师》写序(Mead 1972:159)。马林诺斯基不仅写了序，还写了一篇很用心的长序(Malinowski 1932)。他在开头说，自己当初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做调查的时候，常常远望多布方向，充满遐思。现在福琼完成了关于多布的民族志，他自己倍感欣慰。他在结尾处说，福琼贡献给我们一本具有恒久价值的大作。那么，其价值在什么地方呢?马林诺斯基说，福琼具有民族志的高超才能：他能够把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的事实与他对社会整体的概化熔铸成为一体。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衡量，本书应该被看作功能主义在这个领域的一项成就，因为它展现了功能主义的田野作业所期许的两项品质。其一，它提供了对多布人的部落组织的精确的社会分析;其二，它远远不止是提供了社会结构的框架，而是让读者直接触及活生生的个人，感受社区生活的情感，体验土著人的恐惧、激情、深藏的传统信仰。他特别赞赏福琼对事实、细节的客观(所以科学)描述。对此，最好的证明是读者可以根据作者提供的信息细节来支持与作者的结论不一致的意见。他说，“福琼博士如此清晰、精确地呈现他的事实，甚至能够与他自己的概括保持距离，以致对他的材料重新进行理论解释是完全可能的”(Malinowski 1932:xxxi)。米德在回忆录中承认，马林诺斯基的序真起了作用，它既有助于该书被出版社看中，也有助于它一面世就引起学界的关注(Mead 197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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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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