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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去20年里影响深远的《写文化》中文本终于要出版了，作者借此机会成文，略述民族志在三个时代的发展，在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理解《写文化》一书的学术位置。文章也介绍了《写文化》从研讨会到论文集的过程的基本信息，特别介绍了文集没有收入的松顿那篇把分类看作整体性修辞的论文。
[关键词] 写文化；民族志；反思性
这里介绍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1]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1984年4月16-20日，十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八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文艺学家，会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的美洲研究院(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召开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研讨会。与会者当时都已经在民族志的文本分析和实践创新方面积累了独到的成绩，无疑是探讨民族志问题的一时之选。在一周的工作日里，每个与会者在预先已经认真研读过与会论文的基础上，专门承担一篇会议论文的审议和批评。这种小型专题研讨会是非常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制。充分准备，坦率批评，深入讨论，会后各人对论文认真修改，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1986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一书。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爆炸的余波也逐渐冲击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在过去二十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本书。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因为认为它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对它颇为不满(Marcus 1998:231-2)。但是这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它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民族志的文章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的)、《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像的)可以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像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才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像，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Oswalt 1972:14)。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如《马可·波罗行记》，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浮浅。其中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注，如库克(James Cook)船长在1768-1779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者所重视，如赫恩(Samuel Hearne, 1745-1792)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Hearne 1795)。他描写了他们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Oswalt 1972:28-32)。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Oswalt 1972: 41)。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偏狭使他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泰勒撰写《原始文化》(1871年出版)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是感到了已有的民族志记录的缺陷。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in Uncivilized Lands)，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Stocking 1995:15)。这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业余的人类学主动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基工作。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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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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