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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创作只是一系列戏曲活动的开始，在演出过程中，艺人们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原作进行改动，由此形成场上戏曲与案头戏曲的区别。同一剧目，在不同地区演出，还会产生情节、人物及字句方面的地域差异。如俞为民先生对民间南戏的描述：“在文本形式上，民间南戏(传奇)往往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存，有的原来并无文本，民间艺人在演出过程中，只是口口相传，后经人记录并整理后，才产生了文本。而且民间南戏(传奇)即使有了文本，也是不定型的，艺人们会根据自身的表演特长和观众的要求不断地对剧作加以改动，故同一剧目在流传过程中，在剧情上会出现差异。”[17]事实上，不光是民间南戏，其他戏曲样式也是如此。“当一部剧作进入到演出阶段，便始终处于演出———修改———再演出———再修改的过程中”[18]。再者，古人没有版权意识，戏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人进行润色修改乃至改写，每一次改动，都会形成一个新的版本，以致产生各种不同的版本，一些版本之间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只要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与《元曲选》所共收的一些剧目进行对比，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从元代到明中期，戏曲剧本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再者，中国古代有大量的戏曲文献以抄本形式流传，在传抄过程中，因未能严格忠实原作，也会形成版本的差异。正是上述诸多因素，形成了戏曲文献文本的不稳定性。不少重要的戏曲文献如《西厢记》、《琵琶记》、《录鬼簿》等，通常都是版本众多、源流复杂，往往需要花费很大功夫才能理清。
一般说来，经史、诗文等文献产生后，文本形态通常较为稳定，除作者本人的校订外，后人一般轻易不会进行改动，当然，由于抄写、刊印等因素也会形成版本的差异，但不同版本之间通常只是个别字词的差别。相比之下，戏曲文献不同版本间的差异要大得多，小到字词，大到情节、人物，甚至能达到面目迥异的程度。鉴于这种情况，在校勘整理戏曲文献时，对选择底本、定字定句等方面的处理通常会与其他文献不同，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情况个别处理。比如在整理校勘元杂剧时，就很难按照依据古本、真本的一般原则进行，原因很简单，古本、真本很难找到，即使有较古的版本，如《元刊杂剧三十种》，由于其过于粗疏，与其他刊本差异过大，也难以用作底本。这正如黄天骥先生所说的：“如果整理元人杂剧，选用底本，一味求真求古，则会碰到不可逾越的困难”，“在元杂剧并不存在原本、真本的情况下，校勘整理的原则，自不能与诗文一样，而只能根据实际，选用底本时择善而从”。因此，在整理编校《全元戏曲》时，“把《元曲选》作为底本，而以《元刊杂剧三十种》、明人其他刻本参校”[19]。这一做法虽然不够理想，但在“元杂剧并不存在原本、真本的情况下”，也算是最为稳妥、可行的办法了。一是戏曲文献的多元性。
戏曲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由诸多要素所构成，按照曾永义先生的归纳，成熟的“大戏”由九个要素构成，即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讲唱文学叙述方式、俳优妆扮表演、代言体、狭隘剧场，即使是雏形的“小戏”，也包含演员妆扮表演、歌、舞、代言、故事、剧场六个要素[20]。戏曲组成要素的多元性必然会带来戏曲文献内容和载体较为丰富的多元形态。除通常所见的书面文献之外，还有大量非文字形态的实物类文献即戏曲文物，如戏台、碑刻、雕塑、道具、版画等。这些戏曲文物不仅分布广泛，其形态也是多元的，黄竹三先生将其分为三大类：演出场所、角色与演出形态的雕刻绘画、记载古代剧目和演出情况的版本抄本[21]。车文明先生据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七种，即戏台、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和其他[22]。以不同形态呈现的戏曲文献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这些非文字、实物类的戏曲文献同样是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对戏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古代民间戏曲的演出情况，因限于科学技术条件，无录音、录像以存真，书面文献记载又很少，不少问题往往需要借助这些实物文献才能解决。以往人们过于注重书面文献，对这类文献关注不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戏曲文物学、泛戏曲形态研究的兴起，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善，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
戏曲文献的上述特点也就决定了戏曲文献学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其内容及方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前文讲到，戏曲文献具有存世的不完整性、不稳定性，分布较为零星分散、形态丰富多元等特点，故在进行整理、研究时要涉及的范围往往很广，需要经过多种途径广采博览，将散布各处的文献资料搜集到一起，这就需要研究者大量时间、精力的付出。同时戏曲文献形态的多元性也就意味着其来源的多渠道，整理研究方式的多样性，可以通过翻阅典籍、可以通过考古挖掘、也可以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戏曲文献。自然，戏曲文献学的这一特点对研究者的自身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具有文学、史学、考古、宗教、民俗等多学科的知识，视野开阔，这一点已为研究者认识到：“伴随多种学科之间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增强，戏剧戏曲学者有必要积极摭取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弥补自己不懂古代建筑、古代服饰以及雕刻、绘画等等缺憾。”[23]相比其他学科而言，戏曲研究更需要通才。
一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戏曲文献学固然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深入的探讨，但这种探讨不能变成纯粹的纸上谈兵，它必须建立在大量学术实践的基础上。特别是戏曲典籍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剧目、曲文的辑佚，目录索引的编制等，往往需要通过亲身的实践才能有切实的收获和体会。这种实践性还表现在，对多数戏曲研究者来说，戏曲文献学是一门工具，借助它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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