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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戏曲文献学有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的必要，它是戏曲研究的重要分支和基础，是一般文献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与其他学科的文献相比，戏曲文献具有诸多自身的特点，如不完整、不稳定和多元性等。这些特点决定了戏曲文献学的研究特色和方法。总的来看，戏曲文献学需要更多研究力量的投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戏曲；文献；文学；艺术
一
顾名思义，戏曲文献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和利用戏曲文献的学问。之所以在文献学之外再单独提出戏曲文献学这个概念，主要出于如下两个原因：
一是文献学的普遍性研究无法替代戏曲文献的特殊性研究。一般文献学多建立在对各类文献归纳总结、辨析梳理的基础上，通常从整体着眼，注意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难以对某一类文献进行特别系统、深入的研究，兼顾某一类文献的特殊性，正如一位文献学家所说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各个学科都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我们文献学不可能代替它们研究。”[1]一般文献学不仅不能替代各个学科的文献研究，而且就当下的研究状况而言，各个学科的文献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运熙先生就指出：“论述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的文献学著作，内容大抵都是综合性的，很少分科的文献学专著。当然，各门学科的文献和文献学，具有不少共通的现象和原理，但也有它特殊的情况需要着重加以探讨研究。……像中国文学这样一门拥有特别丰富文献的学科，建立专科文献学尤属当务之急。”[2]因此，对戏曲文献进行专门研究也就很有必要了。
一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界对戏曲、小说、说唱等通俗文学文献的研究还很不够。一般文献学理论多建立在对经史、诗文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者专治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者并不多，故对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文献重视程度不够，了解还不够深入，涉及不多，其所总结归纳的一些有关古代文献的规律和特点通常不能涵盖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文献。即使是戏曲研究者，对戏曲文献的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实际上，不光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文献，其他学科文献的研究也存在这一问题，比如古代法律文献，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描述的：“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古典文献学著作，毫无例外地都偏重于文学和历史，而置法律文献于不顾。”[3]
仅从对“文献”这一概念的界定就可以看出戏曲文献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憾。不少文献学家在进行界定时，多强调文献内容的文字性和文献载体的书面性。第一次使用“文献学”一词的郑鹤声、郑鹤春在其写于1928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是这样界定的：“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4]此时，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刚刚起步，在文献学中所占的分量还不大，未能受到足够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其后戏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戏曲文献有着越来越丰厚的积累，但这些新的成果未能体现在文献学著作中。比如张舜徽先生虽然将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纸列入“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但不同意将“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以及考古挖掘的“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列入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认为“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5]。吴枫先生亦云：“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涵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6]这种界定基本上将“文献”等同于古籍，显然范围过窄。后来有些研究者认识到这一局限，并考虑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文献的内容、形式以及记录文献的载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对“文献”进行界定，比如洪湛侯提出：“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7]这一表述虽然考虑到文献载体的丰富多样性，但仍强调其内容的文字性。杜泽逊先生近年出版的《文献学概要》一书也有类似的界定，他认为“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文献学研究的范围也就涉及到各式各样包罗古今的文献”，他同时又指出，“今天提‘文献’这个词，一般偏重于‘文’，尤其偏重于古代的文”[8]。上述诸家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这种界定对经史、诗文、辞赋、小说这些主要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献无疑是比较恰当的，但对戏曲这门包含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等多种元素的综合艺术来说，则显得过于狭窄，无法体现戏曲文献的全貌和特点。因为戏曲除以文字记载的剧本、论著等文献资料外，还有大量非文字记载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其他文献资料，即通常所说的戏曲文物，如戏台、雕塑、道具、乐器、绘画等。这类非文字的实物文献对戏曲研究远较诗文、小说等学科重要，可以说与以文字记载的戏曲文献同样重要，都是研究戏曲的第一手珍贵材料，并非可有可无的边角余料。比如宋元时期虽然是戏曲的发育成熟期，但文字记载的戏曲材料相当缺乏，我们对这一时期戏曲演出、传播等情况的了解很多是通过一些残存的戏台、壁画、考古挖掘的戏俑等实物文献得来的，正如黄竹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戏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它初形成时期和以后发展的各阶段中的演出形态，包括表演的场所、表演时的化妆、服饰、道具、乐奏以及其形成、发展原因等，由于史籍记载不详，或有偏颇、讹漏，因而不十分清楚，需要借助新发现的戏曲文物予以参订考证。”[9]如果将这些非文字形式的戏曲资料排除在戏曲文献之外，戏曲研究的有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出现很多空白。
之所以出现对非文字内容的、实物形式的戏曲文献不够重视，一方面与传统文献观念偏重书面文字文献有关，一方面也与戏曲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长期以来，戏曲研究主要围绕剧本进行，所依据的主要是以文字形式记载的书面文献，如以刊本、抄本为载体的剧本、论著等。虽然也有不少戏曲史之类著作面世，但严格说来，大多只能称作戏曲文学史。文学是戏曲的要素之一，对其进行大量、精深的研究自然是必要的，但若以戏曲文学代替整个戏曲的研究，则就有失偏颇了。在戏曲文学研究一枝独秀、戏曲研究格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对戏曲文献的认识存在偏差，并反映在文献学中，这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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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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