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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腾”术语的原初意义和图腾理论
“图腾”(Totem)一词来源于北美五大湖地区操阿尔冈昆语(Algonkian)的奥杰布伟(Ojibwa)印第安人，在语音记录上是otote-man，是表达“他是我的亲属”之意。这个词在语言学的分析中是这样的：第一个字母o—是第三人称的前缀，-t-是防止两个元音“o”粘合的插入音素，-m-是第三人称的所有格，-an则是第三人称的后缀，该词的核心是"-ote-”，是用来表达自我与“男性”或者“女性”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该词只是在主语的代际关系上面定义了外婚群体，以表现出氏族成员的资格。例如makwa nin-dotem，意思就是“我的氏族是熊”。这个词被早期人类学家解释之后常常被人们用来表达某一社会群体与动物、植物存在某种仪式关系的概念。而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当中，它基本上成为了一种解释动植物崇拜、种族神话和符号的万能工具。
列维—斯特劳斯在《图腾制度》中指出，图腾这个词只是一种隐喻关系。对于奥杰布伟人来说，人与图腾没有直接的联系，图腾这种集体性的命名体系并没有因此与他们的信仰混淆，每个个体都可以与他的守护神(也就是某种动物)形成一定的关系。澳大利亚和美洲的事实都表明氏族的名称不能直截在土著人心中直接唤起动物学或植物学意义上的联系，也根本没有记载表明奥杰布伟人相信氏族成员是图腾动物的后代，图腾动物是他们的膜拜对象(24-27页)b问题是出在十八世纪末英国商人和他的翻译J.K.Long身上。
1791年，Long在伦敦出版《一个印第安语翻译的游记》(Voyages and travels an ln-dian Interpreter)一书中，就已经把氏族名称和个人的守护神信仰混淆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对“图腾”的这种诠释客观上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即早期人类学对世界各地土著文化中的“图腾”现象的研究都在有意无意证明一个事实：当地土著居民的心智要低于西方的文明社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图腾”一词的这种语义上的扭曲，实际上造成了西方把当地土著居民与自然关系的分类的图腾系统当成了土著居民自己承认的与动物、植物之间有生物学意义的系统。就像他批评弗雷泽所说的那样，图腾制度把人同化为动物，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确实提供了一种检验标准：在文化本身中，可以将野蛮人与文明人分离开来(3页)。这种理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文明优越和土著居民愚昧落后的证据。《图腾制度》这本书客观上可以说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在人类学理论上的一次清算。
国外人类学中的图腾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十世纪十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1920年，范·甘奈普(van Gen-nep)发表《图腾问题的现状》(L'etat aetueldu probleme totemique,Paris,1920)一书，这本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大杂烩”、“理论空洞性和随意性”的书，一共区分了四十一种不同的图腾理论!这四十一种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1、一般论的解释，认为图腾信仰和实践表现了“童年智力”是全人类的共同特征;
2、特殊论的解释，主张从功能出发，图腾制与动物、植物的功能有关，与人们的感情和生活有关。
甘奈普本人声称：“图腾制度已经耗费了众多学者的智慧和才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许多年里，情况依然如此。”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甘奈普的预言与其说是图腾制研究的起步，倒不如说是考察图腾制度的绝唱(5页)。
实际上，早在1910年，戈登威泽(人Goldenweiser)在《美国民俗学报》上发表了一篇110页的处女作：《图腾制的分析研究》(“Totemism，an Analytical Study",Journal ofAmerican Folklore,V01.XXⅢ)就已经彻底瓦解了甘奈普的第一种图腾理论类型。戈登威泽的研究指出，汤普森(Thompson，在加拿大的Manitoba省)地区的印第安人没有图腾;易洛魁人称呼氏族的动物也不是图腾;尤卡吉尔人(Yukhagir，今西伯利亚极地地区的居民)宗教信仰当中动物的中介作用是通过萨满而不是社会群体实现的。图腾制度这种随意性和解释的复杂性使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主张图腾理论的人“不管怎样想方设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定义，都涵盖不了人们所设想的图腾制度。它最多只是一些不很特别的因素之间的偶然安排”(6页)。也正是由于这本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比弗雷泽两千多页那本书的理论影响还要深远的著作对图腾制度的精彩分析，学术界逐渐失去对图腾制度的兴趣。
当然，事情没有列维—斯特劳斯想得那样简单。戈登威泽之后，人类学界对于图腾的概念还有一定的研究。在列维—斯特劳斯写这本书之前，西方人类学的图腾理论有影响的大致有四派意见。早期是以进化论为主，代表人物是弗雷泽的四卷本巨著：《图腾制与族外婚》(Totemism and Exogamy，Lon-don，1910)。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进化论的学者是把图腾与族外婚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它是社会形态的一种原始表现。接着是宗教社会学的泰斗法国学者迪尔凯姆(E.Durkheim，又译涂尔干)的巨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E1ementairesde 1a Vie religieuse,Le Systeme Totemiqueen Australie，Alcan，Paris,1912.)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Totemund Tabu,1913)。迪尔凯姆受康德的影响，他的最大贡献是从认识论上来观察图腾现象，认为图腾象征的是“现实”，是人们投射到它身上的信仰使之神圣化了，寻找所谓“神圣”的起源很是可笑。他基本上认为图腾与宗教是等量齐观的，这在客观上批评了进化论的图腾理论。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既批评了进化论又直接挑战了图腾宗教观。但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在1920年和1939年分别写过两篇评论《图腾与禁忌》的文章，给了该书致命的打击。不过他也承认，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运用心理学的成果仍然是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在现代人类学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其假设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卡尔迪纳：《他们研究了人》三联书店1991年，338页)，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幻想式著作。第四种就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意见，他们人数众多，代表人物有英国埃尔金(APEkin，)、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以及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和弗思(R.Firth)等。
埃尔金通过在澳大利亚的实地研究批评了弗雷泽的进化论，他列举阿兰达人(Aranda)分成六十个范畴的四百多种图腾，指出图腾的分区与胞族、外婚制没有必然关系。图腾和胞族最一致的特征，“就是通过把宇宙分成两个范畴”(52页)，图腾崇拜不仅仅只是对自然的分类方法，也是一种对自然的仪式态度。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研究的都是太平洋地区波利尼西亚人的图腾制度，他们都认为图腾是某种自然条件的结果。例如，弗斯认为，对于某种动物的偏爱形成了图腾(97页)，这是完全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他剥离了图腾背后包含的进化论、宗教神圣的意义等。这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那样，图腾研究对于他们而言，“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了解为什么图腾制度并非到处都有……”(74页);拉德克利夫—布朗与他的同胞们稍有区别，他认为各种图腾理论的最大缺点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4页)。因此在他看来，图腾理论只能从功能和结构来分析。他的理论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29年他在爪哇“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表的《图腾的社会学理论》(“The Sociological Theory” Proceedings ofthe Four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Jawa)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第一理论;1951年在“赫胥黎纪念讲座”上作的“社会人类学的比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lnstitute,V01.81)是第理论，他的工作(下面再讲)就是列维—斯特劳斯这本《图腾制度》的主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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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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