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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派性”在北方村庄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体现，包括村庄选举、村庄权力结构、纠纷调解、上访等多方面。外来的政治运动和政策等只是派性产生的表层原因，小亲族的存在是派性的深层原因，也是派性的基本单元。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派性与北方村庄多姓杂居的基本结构密切相关。由于多姓杂居，村庄日常生活空间无法按照小亲族进行隔离，血缘关系之外的地缘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在政治生活空间中表现出派性来。
关键词：派性 地缘关系 政治生活空间 日常生活空间
一、村庄生活中的派性
在北方的村庄调查，不断听到“派性”这个词汇。所谓派性，按照村民的看法，就是对村庄事务持有不同的看法。派性主要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也体现在村庄生活的其它方面。
最初在村庄内发现派性是在村委会选举观察中，那时我们发现派性与村庄控制有较多资源有关。在浙江缙云县城关镇调查时，贺雪峰发现，全镇18个村，城关5个村的派性都十分严重，非城关村的情况则好得多。城关村的派性严重，是因为城关村的土地值钱，村集体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引起村民对利益的争夺，派性由此而生。在此基础上，当时他认为，派性斗争不是无缘无故的，斗争双方要有收益空间，而村集体资源是村庄派性斗争最为主要的收益空间。他当时甚至判断，在一般意义上，村集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就越多，数额也越大，形成派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村集体不掌握资源，就失去了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也就没有关心个人收益的村庄精英来掺和村里的事情，村庄的派性斗争也就无从谈起。而派性之所以与村庄选举联系在一起，则是因为村庄选举为资源争夺及派性斗争提供了合法的表达途径。[1]
后来贺雪峰到安徽阜阳调查，发现阜阳农村存在众多派别，村庄中的一派村民成为村干部，另一派村民便到县乡上访，农村出现了频繁的针对村干部的轮番群体上访。[2]再后来董磊明到河北调查，我们一起到山西运城调查，均发现了村庄中存在派性。最近我们又到河南安阳调查，也发现了有些村庄存在派性。这些村庄并不是之前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村集体掌握比较多的资源的村庄，而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在同样的农业型村庄，湖北农村和江西农村就没有形成类似的派性。这促使我们思考派性产生的更为一般的原因。
河南安阳的许多村庄都存在派性。在有派性的村庄，选举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各派都想占据村委会和党支部的重要位置，这样会导致一些问题。一是，两派都想占据重要位置，但又都无法绝对胜出。比如前尹王村，派性一直比较严重，两个派争夺对村庄的统治权，但都干不上，最后两派就有人出来做工作，让一个中间派出来干。这个人是个工头，比较有钱，家里有收割机，他对村务并不热心，不愿意干。二是，两派分别占据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互相不买帐，从而导致了“两委问题”。两委关系是村中不同派系合纵连横的成果，两委在工作中互相不配合，村两委关系因此更容易表现出两委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这时，两委的对立与协调，反映了村庄内部的派性结构状况。三是，一派在村庄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另一派处于“在野”状态，“在野”的一派可能在工作中不予配合，甚至抓住在台上一派的弱点，如揭示台上一方选举过程中的程序暇疵，在台上时的财务问题不断上访告状，等等，尽给在台上的一方捣乱，让对方作不成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村庄的派性斗争比较温和，失败的一方不是捣乱，而是积蓄力量，总结经验，准备下次选举。比如后尹王村的支部派，最近的选举失败后，支书就认识到了不能坚持一肩挑，认识到主要干部多，拉票也容易，自己又是支书又是村长，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果再另添一个村长候选人，他就会发挥自己的力量。
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派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村庄治理都颇为不利。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能否稳定。在这种村庄中，个人的素质和品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个人是代表派系的，其背后是整个派系。派性常常导致村庄选举竞争激烈，因此在选举过程中，乡镇干部就必须特别注意选举的程序，程序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给失败的一派找到缺陷和麻烦，因此他就会以此为理由上访。一旦有上访，已有的选举就可能被推倒重来。这样，已做的工作就白费了。比如，有村民在外打工，暂时回不来，村干部必须把票给他留着，等他回来后再给他填，否则如果他的派性倾向很明确，回来后就可能去上访，说他的选举权被剥夺了。
虽然在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瓦解了，当村干部已经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乡镇干部在工作中也是通过感情运作来拉拢村干部，[3]但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干部的选举仍然非常激烈。村民争做村干部的动机，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一派在台上，有面子;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在于为自己一派的人谋其它方面的好处。比如，如果村干部是自己一派的人，在村民之间的一些日常纠纷中，同派的村民至少不会吃亏。在有派性的村庄，每个派系都想占优势。如王韩村，村庄精英争着当村干部，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当个村长支书，就是要把你们管住，让你这派要听我的。有这个心理，选举时就想方设法要把对方弄下来自己干。这样争选票就非常普遍，因而也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
在有派性的村庄中，小矛盾本身也很容易引发打架斗殴。因为双方在小矛盾之前就存在派性矛盾，因此只要有一个小矛盾，派性矛盾就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引发斗殴。在这种村庄里，不同派系的村民之间往往也不服谁，因为容忍常常不是个人或自己一个小家庭的事情，而是整个派系的事情。一个村民在一次纠纷中吃了亏，他自己和所有的村民都会理解成其整个派系吃了亏;如果他忍让了，会被村民理解成，这一派系的人吃了亏。而在没有派性的村庄中，大家对小矛盾的涵养度要高得多，往往不会酿成大矛盾。因为大家都对生活有着较长的预期，“大家在一起都生活了几百年了”。可以说，派性使得村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
在派性最严重的村庄中最严重的时期，安阳一带甚至出现了一个村两个支部的现象，政府任命了一个支部，但另一派人比较多，他们自己另立一个支部。两派都跟着国家政策走，但每派都只管自己的人和事，不能越过派系进行管辖，而实际上越过派系也管不了别的派系的人事。据说这种情况以前在安阳一带还比较普遍，那时，一个村里有两套系统，连广播都有两套。一派的广播不响，这一派的妇女甚至都不去孕检，只有自己派系的广播才能管到自己派系的人。现在这种情况和现象少了，但仍然存在。
在我们所调查的后尹王村，现在村委一派，支部一派，各有各的代言人，双方对乡镇的工作都很支持，但互相之间却总是扯皮，导致村务日常工作不协调，有时给村民也带来很大麻烦。比如，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找谁的问题，双方很容易推诿，因此出了一点小事村民就只好跑到政府去找干部。这个村的信访问题也比较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支部和村委互相踢皮球，不愿意去得罪人，村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去上访，二是村不同派系的干部也想借这样的机会给对方制造麻烦，从而打到自己出气的目的。在我们调查时，后尹王村有个妇女找到镇政法委书记，说小队的厕所曾卖给她了，但现在有人垫土，要求镇干部去制止。镇干部说，你怎么不找村干部?农妇说，村干部不管。于是镇政法委书记找村长，要求他处理，村长说：“垫土的是我的侄儿，但侄儿与我有矛盾，一直不跟我说话，两家有矛盾。你找支书去吧，他听支书的，与支书有个亲戚关系。”镇政法委书记找到支书，支书说：“那是村长的侄儿子，我说还没有村长说的效果好呢!虽然他们平常不来往，但实际上还是叔侄关系近呢!”最后，政法委书记也没有好办法，只好对村干部们说，你让他把土平一下，可以走就行了。
在有派性的村庄，村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忌惮比较多，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又是坏事。忌惮比较多，因此在工作中就不敢随便损害集体和村民的利益，这是好事。正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业税时代，越是针对村干部乱收费上访多的村庄，农业税从总体上却并不重，因为上访使得村干部有所忌惮。但是派性政治使得村庄生活和村干部的日常工作政治化，这又是不好的事情。乡村干部讲，现在三年时间一届村委会，第一年处理换届中留下的矛盾，第二年考虑发展，第三年又要考虑下一次选举了。这就好像是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一样。在后尹王村，村东有四十多亩地，原是集体划出来的，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遂由群众无偿使用，当时约定到需要的时候由集体收回。现在到了要收的时候，但村长有畏难情绪，他对乡镇干部讲，收回这四十亩地，要得罪几十户人，“得罪他们，不敢啊!”
同样，派性政治对乡镇的工作方式也有影响。乡镇干部讲，虽然以前没有村民自治，不民主，但比现在稳定得多。那时选择村干部的标准是，结合村里情况，选那些威信高，能与乡政府配合工作的人。现在选举，操纵不住了。当支部与村委会有矛盾，双方工作不协调时，乡镇干部一般倾向于调整支部去适应村委，让支部与村委协调一致。一旦在村里形成两种势力，对村庄的发展很不利。但现在又不可能调整村委，因此一旦派性矛盾严重，就只有调整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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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2008-05-26 22: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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