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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在自然语境下进行田野调查，一些研究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努力使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淡化或者隐蔽起来，以便营造“没有干扰”、“不为人察觉”的“自然”或者“原生态”的氛围。为达到这一目的，调查者最常采用两种手段：第一是把录音机、照相机和摄像机等器材隐藏起来，在表演者和观众不注意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录音、照相或摄像；第二是向表演者和观众隐瞒或者伪造自己的真实身份与出现在现场的目的。比如苟斯汀在调查一个爱尔兰歌手的演唱活动时，把麦克风藏在台灯里；［10］戴格在调查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时，也曾经把录音机放在讲述人看不到的地方；［11］一位东欧学者（捷克斯洛伐克或者罗马尼亚？）安冬尼•赛特克（Antonín Satke）在调查社区的故事表演时也把电影摄影机藏匿起来。［12］ 1993年，笔者在河南省西华县调查当地流传的神话传说时，也曾经采用了和上述国际民俗学家类似的做法。当时我和我的地方向导在女娲庙中遇到一群来向女娲告状诉冤的妇女，都以“唱经”的形式向“女娲娘娘”——一位声称是女娲“附体”的妇女——申诉冤屈，我觉得此案例非常有意思，值得考察研究，而事件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无法中断下来向她们解释我的身份和目的，所以就把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在她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做了录音。［13］
向表演者和观众隐瞒或者伪造自己的真实身份与出现在现场的目的，是调查和研究者们经常采用的又一种寻求自然语境的方法。江帆在《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中将此命名为“特化角色” 的技巧，认为这是民俗学者成功地进行田野作业的重要技巧之一。“特化角色是民俗田野调查的一种技巧。具体表现为：调查者掩盖或淡化自己本来的身份，充任一种与调查环境、调查对象相协调的其他角色，从而更好地实现调查目的。”［14］她在书中举了一位德国学者的例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德国北部的荷尔斯泰因州，彼萨12年间采访了二百五十位讲述人，听到了约二千五百多个故事。有一次他住在一户酿酒人家里，向店主人借了双拖鞋，穿上和村里人一样的衣服，叼上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就好像邻村的老人路过此地一样，一边走一边开着玩笑。这样，第二天村中的人们都照常工作着，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一次，他扮作某个村中小学的教师，来到一家门前敲门。女主人开门后还以为他是流浪汉，问他有什么事，他自我介绍说是邻村的教师彼萨，想打听一下这一带谁会讲故事。这样，他便能够在不知不觉中采录到了好多故事。”［15］在另一本主要为民俗学者的田野工作而写的《田野作业》一书中，美国学者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比如美国民俗学者布鲁斯•尼克森（Bruce Nickerson）在调查工厂工人的民俗生活时，并没有告诉工人们他去那里的真正目的，他假装自己仅仅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认为：“参与观察的技巧是我搜集资料的一个极好的和显著的手段。……在工厂调查的18个月中，我的工人同伴们都把我当成是另一个‘蓝领工人’而接纳了我，一点不知道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我工作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告诉了我的朋友们，我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为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而收集材料。”据说“他们都很高兴‘我们中的一个人’今后能讲述他们的故事。”［16］
上面所举的，仅是笔者看到或接触到的诸多案例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对自然语境的寻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做法，曾经是并且至今依然是许多国际国内民俗学家田野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的观念和行为。本文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自然语境下进行田野作业是否真的可能？
巴莫曲布嫫曾经以彝族的史诗传统为例，谈到田野研究的5个”起关键性作用的要素”：史诗传统在场、表演事件在场、演述人在场、受众在场、研究者在场。这5个因素“同时在场”，才能构成史诗表演的“演述场域”（situated fields of performance），也就是“具体的表演事件及其情境”。［17］可见学者的在场，是考察表演事件的情境（situation）或者“情境性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详见下文）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研究者在场，就无法进行实地考察，田野作业也就无从谈起。那么，研究者的在场，是否会影响表演的语境？如果有学者在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即使他们可能没有拿出录音机和照相设备等，还能否有自然语境的存在？
实际上，许多研究者在调查中发现：听众对表演者的表演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富有创造性的表演者，会更有效地利用各种文化资源，与在场的听众积极互动，适应特定的语境而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从而形成了表演的突生性（emergent quality of performance）。［18］不用说陌生的外地人或者异我的外族人，就是面对本土、本族甚至原本是“一家人”的研究者，研究者的特殊身份也会影响到表演者的正常表演。近年来着力倡导“家乡民俗学”并对其中涉及的诸多理论和伦理问题进行反思的安德明在《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中就谈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他的祖母的故事讲述活动的影响，尽管他在调查中并没有拿着录音设备：
“现在的我”这样一个特殊的听众，对祖母造成的无形中的心理压力，可能也是让她难以发挥的一个原因。尽管我自己还抱着体验儿时的那种亲情那种温馨的愿望，但即使自己象老莱子那样去讨老人的欢心，大概也无法再回复当年那种纯粹自然的祖孙之情了。在祖母的眼中，我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小孩子，而是一个读了大学、“念过很多书”的人。她恐怕很难相信自己过去哄小孩的那些东西还能对我有什么吸引力，也很难再以当年那样一种轻松自由的心态，来对我说一段古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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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杨利慧的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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