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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从来没有单一标准化。真实的情况是，“优”胜，“劣”未必汰。人类文化和大自然一样，永远不可能只以一种形式出现和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同需要。
种族和文化“纳粹”不可行
按照古日耳曼神话中关于亚特兰提斯圣地的传说，日耳曼人是神与凡人结合的产物，他们成为亚利安神人族或超人族，隐藏在世界最高的山区。直到几年前，听说还有迷恋这个传说的德国女子到西藏“借种”，试图借康巴汉子的精子，生出“精粹之子”，以“还原”神族。
遗憾的是，这种想法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推导或个别人的尝试上，而是成为了一场众所周知的人对人、种族对种族、国家对国家的行为。
“精生计划”是纳粹最初进行的一次种族上的自我净化运动，也被称之为净化血统工程，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是纳粹顺理成章的下一个“工程”。纳粹是一种走向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基本理论起点就是“优胜劣汰”。“纳粹”是个翻译很到位的词，从中文字义上理解即“容纳精粹”，也就是人种学意味上的“选择优良品种”。按此逻辑推导，不被容纳甚至应该被淘汰者当然属于“非精粹”的“劣等品种”了。所以才出现了由自命为“优”的人来淘汰被划为“劣”的人的历史悲剧。
生物“纳粹”如何可能？
那么，生物上的“纳粹”，可以吗？
1969年，我到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当知青。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正热闹，以红色新人的名义淘汰一切与“旧”相关的人和事物，毁其制，革其命，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主流。甚至种田，都企图以单一化的指令“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但在少数民族乡亲那里就行不通，因为傣、景颇、阿昌等民族，所居地域和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耕作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也就千差万别。比如我插队的地区，种稻历史悠久，稻谷品种繁多，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自己传统培植的优良稻种，不同土质、水温、湿度、朝向和时间而用不同的稻种、用不同的方法，谷物在他们心中早是有灵魂的共同成员，与他们的信仰和民俗水乳交融。我们看到，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饮食文化、嗜好和耕作方式，差异性极大的生态环境也必需十分多样的品种才能适应。
现在，科技制造了再一次的“大一统”。在一些“发达地区”，一个省的广阔农田只被七八种“优良品种”覆盖，高产品种迅速淘汰了“落后地区”的上千种传统品种。为争取较高产量和规范化管理而相对单一化的种植模式，要靠化肥和农药来辅助实现，除了带来污染、土壤退化等问题，可能导致的问题还会很多，如生态失衡、灾害防御能力降低、单一化导致的物种非良性变异等。
传统农业不是规模化、集约化、范式化的科技农业，而是区域性、个性化的生态农业；它们一般不使用农药、激素和化肥，不为提前时间提高温度而用地膜或大棚，而是强调作物的原汁原味，用可在自然中化解的有机肥料和生物杀虫剂（如用蒿类植物做秧田的绿肥，或用某种树叶烧灰拌种，皆可以防虫），当然还常常加上一些幻化的仪式，使农活干得充满情趣；它们依时令而作，顺应天时地势，也为时令而制，遇到自然灾害便束手无策；它们品种多但产量少，味道好但成本高。相对于快速高效的现代农业而言，它显得过时而落伍；但它顺天应时、和于自然的许多做法，却应该为未来留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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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9-1 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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