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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重阳，中韩共有。中国的重阳同样是一个重要节日，清代北京重阳节俗丰富。京师重阳节花糕花样繁多，“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累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出嫁女儿，归宁父母，称为“女儿节”。登高是重阳传统节俗，清代中期北京人登高已经在城内佛寺中进行，北城居民多在阜成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南城居民多到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登高。韩国重阳采黄菊花为糯米糕，称为“花煎”。京城习俗居民登南北山饮食以为乐。比较起来韩国重阳节较为古朴。
冬至，中韩同为冬节。中国明朝中期前冬至为国家大节，官民重视，人们奔走贺节。清代朝廷已无典礼，寄居北京的南方仕宦，还有拜贺习俗。冬至祀祖除常例祭品外，以细肉包饺子奉献，是为谚语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的遗意［20］。韩国冬至日称为“亚岁”。观象监进历书，“都下旧俗，端午之扇，官分于吏，冬至之历，吏献于官”。冬至馈送历书的习俗在当时的韩国颇为流行。韩国冬至节食是赤豆粥与糯米粉圆，人们用这些食品供祀祖先。在门板上洒豆汁，以除不祥［21］。从冬至食品看，北部中国出现类似年节饺子的食品，而韩国保持古代食用赤豆粥的习惯。李朝京城比清代北京更重冬至节日。
腊日，中韩两国不同。中国在南朝时代就将腊日定在十二月初八，豆粥是腊八的节日食品。清代北京腊月初八，清早以米、果品、豆类合煮腊八粥，“祀家堂门灶陇亩，馈送亲邻。”［22］韩国腊日在冬至后第三个未日，按照古代东方青帝以未腊之说，内医院造丸药进奉，称为“腊药”，国王再赐药给近臣，并用猪、兔作腊肉。［23］
除夕，中韩一年大节。中国除夕极为隆重，首先要出门给尊亲师长辞岁，归来盥洗，准备祀祖祀神接灶，早贴春联、挂钱、门神，插芝麻秆，立将军炭，给幼辈压岁钱。大家围炉而坐，炉内焚松枝、柏叶等，名为“火禺岁”，阖家吃荤素细馅水饺。灯火不熄，坐等天亮，名为“守岁”，以兆丰年。韩国朝官二品以上及侍从之臣，要到宫廷给国王辞旧岁、问安。士夫家到家庙拜谒，年少者要遍访姻亲长老拜辞旧岁，“自昏至夜，街巷行灯相续不绝”。关内除夕前发年终炮，放火箭、鸣锣，为古代驱傩遗风。人家各个房屋乃至厕所猪圈都点灯，整夜不睡，为守岁。人们玩一种？戏，以其俯仰决定走马的步数，“岁时此戏最盛”。在除夕晚上人们以？戏占新岁命运的过关性质，有共同的守岁习俗。韩国重视辞旧岁中的朝廷礼仪与家族礼仪，并有较多的卜性的娱乐活动。
同时我们比较《帝京岁时纪胜》与《东国岁时记》，中韩还有一些特殊的节日，中国主要有六月六、寒衣节，韩国有流头节等。
从18世纪中韩岁时节日比较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众多两国同享的节日民俗事象，比如元日与除夕中的辞年与迎新民俗端午避邪民俗、中秋庆祝丰收民俗，虽然在各自节日习俗成分中占有不同比重，但基本上与传统节日主题一致。
二是两国节日习俗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内的历史差异，有共同的节俗本质与共有的生活文化表达方式。这样的节日习俗内容在中韩岁时节日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比较中韩节日就能发现，当时中韩节日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很多韩国节日民俗保持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节俗模式，例如，上元祈年、寒食祭墓、端午进扇、重阳登高，冬至颁历、腊日制腊肉等，韩国保留了中国古代、甚至上古的节俗，我们从中国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类似的节俗记载，《东国岁时记》作者记述这些习俗时，经常引证这些古代文献。兹举一例：说到端午妆时，该书说：“按《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又按《岁时杂记》：端午刻艾为小人，或葫芦形带之辟邪，今俗之浴蒲插菖，盖？于是。”中国古代节俗特别是上古节俗在韩国节日中得到较为普遍的保存与沿用，而中国节日民俗上古与中古之间却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节日民俗在演进中的这种变化，肯定与多种文化因素相关，如政治王朝的更迭、民族文化的融入、异域文化的交流等。我想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社会生存条件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对时间性质看法发生改变，人们将过去的节日过关仪式，俗化为娱乐性较强的民俗项目。中古形成的节日民俗传统直接影响到明清时期，当然明清时期又有新的变化。韩国因为地域环境与民族国体的关系，它在节俗传统上保持了较古朴的状态，强调节日祭祀与庆祝的过关性质，节日民俗在和谐官民关系、调整民众生活秩序方面有着直接的服务意义。
三是根本不同的岁时节日习俗。中韩两国岁时节日习俗中也有各自特殊的节俗，如元日，韩国元日“问安婢”；上元节，中国张灯、吃元宵，韩国竖禾绩，吃药饭；四月八日，中国浴佛庙会，韩国张灯；端午中国赛龙舟，韩国角力；中秋，中国拜月、赏月，韩国庆祝歌舞。还有中国的寒衣节，韩国的流头节更是中韩各自特有。这些不同的节日习俗，基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与地域环境，它们正体现了岁时节日民俗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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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萧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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