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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重视地方性、历史性与文学性。
岁时记因为其记述对象为岁时节日的关系，还有着很强的地方性、历史性与文学性。
岁时记的地方性重视，来自岁时民俗的区域特性。岁时节日虽然在时序上各地有很高的同一性，但具体节俗与地方历史风物民情密切相关。岁时记要真正准确记述一地的岁时节日，就必须在注意节日通行习俗之外，格外重视地方性节俗。如《荆楚岁时记》对荆楚地区端午竞渡、采药节俗的记载，《清嘉录》对苏州轧蚕花、拜冬节俗的记载。这些地方性的节俗对于我们深入把握地方文化特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学术意义，岁时记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文化资料。在传统图书分类中，如《四库全书》等，岁时记常被归入史部地理类，地方时令风物是岁时记的记述对象。
历史性是中国传统岁时记的写作特色之一。从《荆楚岁时记》开始，人们关注节俗事象的历史，非常注意对岁时节俗历史源流的探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现存节俗事象。这样一种写作意识在中国岁时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它跟中国文化人重视文化传统的心态有关，历史是流动的，传统是不断被讲述的，现实只是传承文化的一部分。在节日民俗中历史教育与历史文化传承尤其突出，所以传统的岁时记不仅记录现实的节日民俗生活，同时注重对节日事象的源流考证与历史钩沉。这样的岁时记其实就是岁时文化史与岁时文化志的结合。比如寒食节，《荆楚岁时记》及其注文首先说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节俗为禁火三日，作饧大麦粥。然后引蔡邕《琴操》、陆？《邺中记》等书，叙述寒食节俗的渊源，并进行辨正。说到寒食打球、秋千等活动时，分别引刘向《别录》与《古今艺术图》说明节俗的由来，这样我们不仅知道南朝时期的娱乐节俗，同时也了解具体节俗的历史。
文学性是中国岁时记的又一写作特色。岁时记往往就是叙事的美文，所以人们常常将岁时记作为描写风物的小品文。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宗懔自序：“傅元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弘。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这段话时，在“岁时”之后有“风物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懔本人写作岁时记时，除了表达对乡土文化的爱恋外，还有着一般文人以文遣兴的意味。今人谭麟在《荆楚岁时记译注》中说，本书“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记录荆楚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他认为《荆楚岁时记》文字清新流畅，有时引用诗人的名句精语，为民俗讲述增添了诗情画意。民俗记述中的文学因素给阅读者以艺术享受。①我们不妨从《荆楚岁时记》与《清嘉录》中摘取两段，以元旦拜年为例：南朝荆楚人“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拜年主要是在家族内部进行，养生保健之俗令人瞩目。清代苏州人：“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 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哄市。”苏州人拜年的热闹跃然纸上。香港学人陈云根曾用专文探讨了民俗志的写作问题，历代民俗志沿用的文言实录体，“ 言简意赅，文辞优雅，是读者阅读风俗志所期待的文体，也适当地表达了修志人的文化修养与怀古乡情。”当代民俗志也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应该学术、历史与艺术并重。②
传统中国岁时记写作的兴旺状态一般出现在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时代，一些敏感的文化人已经觉察即将到来的大变动时代将会对日常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人们对传统生活样式的留恋与欣赏直接激发了文化人的保留与记录传统民俗生活的冲动。因此，岁时记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那一时代的民俗生活资料。
二、18、19世纪中韩岁时记与岁时民俗的比较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期，对于中韩两国来说，是传统社会的衰变阶段，也是民俗著述兴旺的时代。就岁时著作来说，中国有《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著）、《清嘉录》（顾禄著）、《风俗考义》（许琰著）③等，韩国有《东国岁时记》（洪锡谟著）、《冽阳岁时记》（金迈淳著）、《京都杂志》（柳得恭著）等。这六本著作成书最早的是《帝京岁时记》，作者写成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最迟的是《东国岁时记》（1825年）。从上述诸书的写作动机看，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较为稳定的民俗生活，另一方面也常隐忧于心。表面上看他们写作岁时记是对民俗生活的欣赏，或者消遣，其实他们也是有意识地记录与保存。这从《帝京岁时纪胜》与《东国岁时记》的序言中都可获得证明。潘荣陛在《帝京岁时记胜》的序言中说：“惟是皇都品汇万方，泽流九有，而岁时令节，风土景物，典仪之盛，超迈前古，岂可茫无记述；因自不揣妄陋，敬以耳目之余，汇集为编，颜曰《帝京岁时纪胜》。”韩国李子有应作者洪锡谟之请为《东国岁时记》作序，其中有“其足征于来后也必矣”的文字。④
从韩国18、19世纪成书的岁时记看，其写作体例与记录方式跟中国传统岁时记基本相同，都是以传统阴历为时间线索，按月叙述节日民俗活动。在节日民俗叙述中注意引用历史文献追寻节俗的历史，引述民间神话传说以参照民间解释，中间穿插作者的议论与看法以辩证习俗的源流。韩国岁时记明显以中国古代岁时记为写作范本，这一点韩国作者并不讳言。《东国岁时记》的作者洪锡谟说：“中州自宗懔以来作此书者不为不多，而吾东至今阙如，故聊尔效？，以志土风之各异焉。”⑤《冽阳岁时记》作者金迈淳亦在后记中说：因为想到吕原明杂记岁时风俗事，“欣然有会于心，遂仿其义例，就本国谣俗所见所闻者随忆辄录，标记铨次，得八十余事。”它们还在具体节俗记述中，常常征引《荆楚岁时记》、《岁时杂记》等中国岁时著作以说明岁时习俗的来源。这种传统的岁时记写法，在韩国岁时记中体现明显。如果就岁时记的写作体例与写作特点看，中韩岁时记秉承同一学术传统，属于同一学术范式，无需多论。因此我们要比较中韩岁时记，就应重点探讨其所记述的具体节俗内容，岁时民俗的异同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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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萧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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