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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研究概略
人类对史诗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史诗列为重要性仅次于悲剧的文学类型。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则把史诗放在所有文学类型的首位。近代以来，也有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把文学大略地分为三种类型，即抒情的、戏剧的和史诗的。随着人文学术的发展，史诗研究也逐渐跨越了古典学、语文学和文学的学科界限，吸纳了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产生了许多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西方学者的史诗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史诗以及中古欧洲史诗基础上的，文艺复兴、近世史诗以及现代史诗传统也被纳入史诗研究的范围。古希腊丰富的史诗传统为希腊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思想的天地，这些学者留下了他们关于史诗的理论遗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史诗和历史的叙事进行分辨，认为史家所做的仅仅是记录。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史诗的形式，认为它是叙事的而非戏剧的形式，他的目的是要把史诗与悲剧加以区别，同时也把史诗与历史做了区别。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悲剧是一种摹仿艺术，摹仿高贵者的行动，摹仿的媒介是节奏、唱段和格律文，由对话、合唱等不同部分所组成，采用演述的方式。[⑥]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史诗的分析对后来的西方学者影响很大。史诗作为一种类型，成为叙事文学的鼻祖，荷马史诗业已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范例。
西方史诗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开始，到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创作，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西方史诗学在古典学、语文学的培育下，沿着亚里斯多德的范式向前发展，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史诗的认识。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传的、半口传的，以及源于口传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 William Grimm,1786-1859）便是一例。前述芬兰《卡勒瓦拉》的搜集整理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芬兰学者在150年里搜集了许多《卡勒瓦拉》的异文，它们汇集于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学档案馆，形成壮观的史诗集成，并被陆续以芬兰语出版。今天，《卡勒瓦拉》史诗文本已经实现了数字化保存，正在形成数据库。
1930年代起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 B. Lord）把19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演述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
现代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史诗的学理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史诗”一词的英文“epic”直接来自希腊语的epikos和拉丁语的epicus，从词源上讲则与古希腊语“epos”相关，该词的原义为词、话、歌，后演变为口传叙事诗，或口头吟诵的史诗片段。“史诗”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据目前所见资料，中国最早使用“史诗”术语的是章太焱(炳麟)。后胡适曾将“epic”译为“故事诗”。清末民初以来，在与东西方列强的对抗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观念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开始蔓延，浪漫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家希望通过神话来重建民族的历史，对照域外史诗传统，试图重新唤起中国古代的“诗史”精神，寻求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 “宏大叙事”。 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接受西方的史诗观念时，主要还是取例西方，同时又赋予了很强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
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我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把一些新发现的少数民族口头传唱的长篇英雄叙事诗歌认定为史诗这一民间文学样式，这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影响的结果。从此，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文类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的内部结构研究。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注释：
[①] The Idea of Epic, J. B. Hainswor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11.
[②] 《诗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陈中梅译注， 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278页。
[③]参见《刘魁立民间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第 120-124 页。
[④] Webster’s Ninth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91, Springfield: Meririam-Webster Inc.
[⑤]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Lauri Honko, Folklore Fellow Communications, No. 264.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p. 28.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63页、168页。
（本文撰稿：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尹虎彬；收入刘守华 陈建宪 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第二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正式出版的文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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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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