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四)南方史诗研究
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戈阿楼》、《铜鼓王》、《黑七腊白》等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王明贵《夜郎故国——彝族英雄史诗的圣地》[110]一文认为，彝族的英雄史诗几乎都产生于贵州这片夜郎故国的土地上。作者指出，《铜鼓王》中有用铜鼓作为葬具埋葬彝族古代首领的记载，这在其它彝族经籍《禳占星解经》等中的记载相符，并且与贵州省赫章县考古发现的“铜鼓套头葬”相互印证。陈永香在《彝族史诗〈梅葛〉的民俗文化场研究》[111]中提出，彝族创世史诗《梅葛》的展演和传承都与其特定的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作为口传的纪实性创世史诗，它的活态性就表现在它始终与当地彝族的生产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它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把彝族人民的知识经验累积其中，同时，又在各种重要的民俗活动场合来反复展演，以其神圣的权威性来强化习俗的规范性，从而维护族群共同的权益，使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行，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彝族史诗《梅葛》流传地区，无论其生产生活民俗还是岁时节日及民间信仰，都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的氛围，都是《梅葛》不同内容的民俗文化场。《“梅葛”的文化学解读》是综合运用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相关理论和方法，结合民族学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堪称“梅葛”研究的创新工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杨绍军在其论文《创世史诗研究的新篇章——对〈“梅葛” 的文化学解读〉的认识》[112]做了中肯的评价。
朱国佳《从〈密洛陀〉看瑶族人的生存智慧》[113]一文认为，布努瑶具有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独特的生存智慧，对族群的发展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即使无法直接对抗强大的外族压力，该民族也仍然不放弃坚定的生存信念。潘雁飞《瑶族史诗中所表现之瑶人迁徙的文化意识》[114]认为，瑶族作为一个迁徙不定的民族，在迁徙中书写了自己的历史，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识。奔厦·泽米《普米族原始宇宙观初探》[115]，从史诗普米族先民是以马鹿死后的躯体分解变化去理解、认识天地以及自然万物的来源和存在关系的。这种宇宙演化观，主要从世传于普米族民间的部分创世史诗中反映出来，其中以流传于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民间著名史诗《吉塞哩》(射鹿人) 记录最详尽和系统。普米族先民有着根深蒂固的直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经验的“事物不会无中生有” 的自然、朴素的思想意识和观念。
(五)史诗理论及国外史诗研究
史诗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中国史诗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展开。朝戈金《国际史诗学术史谫论》[116]选取了在其漫长的研究过程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学说的轮廓，探讨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形成、“伦敦史诗讲习班”的持续举办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的面世，最后又介绍了我国史诗研究史。尹虎彬《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117]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正在突破东西方文明的藩篱，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范例和诗学范式，正在由主流话语变为一家之言。郁龙余和李朗宁发表的论文《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118]提出，我国史诗研究缺乏明确的学科发展目标，中国史诗研究受西方中心论束缚严重，史诗研究中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刘森林在《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119]中针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以浪漫诗(浪漫化)的方式整合离散化的社会生活、遏制虚无主义的理路，马克思引入英雄史诗的维度，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问题的思考，并以新的答案或方略提升了问题及其意义。而刘立平《缺类现象的背后：中西史诗文类之衍变》[120]指出，中西史诗文类的衍变反映了中西文明起源、诗学思想和神话等方面的不同差异。郎樱《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121]一文认为，史诗田野工作及学术研究也逐渐规范化，但史诗传承困境又为史诗田野工作及史诗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程金城《英雄史诗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学术贡献——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解读》[122]认为，该书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乌日古木勒《主题研究和母题研究的结合——对斯钦巴图著<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研究方法的思考》[123]一文，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介绍了斯钦巴图的研究成果，认为作者能够批判地运用前人的研究方法，显示了作者的学术能力和探索精神。
相较于我国的活态史诗研究，对国外史诗的研究多从文本入手，如德国《尼伯龙根之歌》、西班牙《熙德之歌》、古希腊《荷马史诗》、印度《罗摩衍那》及《摩诃婆罗多》的研究。李钥与贺松柏合作完成的论文《<尼伯龙根之歌>民族心理学研究史述》[124]认为，《尼伯龙根之歌》被人们一再吸收、咀嚼、利用，成为了德国民族特征的发射空间。历经多年史诗的研究时常偏入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轨道。却鲜有学者来探究这种种政治行为的心理根源，以及该作品所蕴藏的巨大民族驱动力。国内的学术界对于中世纪的文化和文学，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不足存在着偏见。《尼伯龙根之歌》在中国研究的薄弱、单一、主观。从《尼伯龙根之歌》来进行德国民族心理研究对于现在中国面临的全球化趋势和未来的挑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智慧在《<熙德之歌>叙事逻辑分析》[125]中从叙事学的角度发现：《熙德之歌》讲述的故事是一个连接式复合序列。从这个序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史诗恒久的主题：征战和复仇，发现古代英雄的至上的荣誉观。蹇昌槐《荷马史诗与希腊帝国》[126]一文，认为《伊利亚特》不仅建构了西方殖民叙事的基本模式，而且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为希腊帝国的对外扩张营造了浓郁的文化语境。因此，只有重解《伊利亚特》的殖民叙事，才能够全面地阐释希腊帝国从种族主义到殖民主义的范式转变。陈昶和李惠在《浅析<伊利亚特>的语言特色》[127]一文中，从《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的诗歌语言探析了荷马广博的知识和继往开来的胸怀。到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他已是希腊民族的老师，荷马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后世学人的创作。吕超《天竺梵歌——从两大史诗追溯古印度讲唱文化》[128]，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古印度、古希腊)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简单而优美的诗律，它可以在长篇诗歌中干变万化，因此听众总能体验到一种清新之感。《摩诃婆罗多》是“发展中的史诗”，《罗摩衍那》则充满着理想情怀，文风老练，用典雅的语言成功再现了古印度社会中的崇高精神、国王职责和社会理想。唐帼丽和季百春《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美学本质》[129]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史诗的表现特征上、叙事结构上以及全面地对人性加以诠释方面，具有独特审美表现的魅力。陈敬玺《论<失乐园>对西方史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130]从约翰·弥尔顿的代表作《失乐园》的英文文本细读入手，从结构、题材、风格三个方面论述了诗人对自荷马以来的欧洲史诗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同时探讨了这种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原因，亦即古典文学、希伯来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三股潮流在诗人身上的激荡碰撞与融会贯通，而其中又融入了诗人在激烈动荡时代中的坎坷经历和遭遇。
新时期中国史诗研究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一过程能够反映相关学科如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的突出特点是，任何人文学术的富有意义的探讨，都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二元互动产生紧密的联系。史诗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而倍受各民族国家的重视。史诗虽然指的是一种文类，它本身却含纳了多种文类的要素，史诗具有强烈的地方特性和民族特性，同时也具有人类的普遍性。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史诗由于其百科全书式的地位，日益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史诗在其传统的渊源上是多元的，在体裁样式上是多形态的，在研究视域上是多重维度的，这种丰富性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史诗研究提供一系列新的范例，一种“多元的普世性”更能反映出这种探索的未来趋势。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