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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当代名家研究和经典作品解读
关于老舍研究，今年关纪新先后发表了《老舍幽默的满族文化调式》[41]、《中华精神文化的批判与重构——“ 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系列论文之二》[42]、《老舍与“京腔京韵”——系列论文“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烹炼琢磨”之三》[43]、《老舍作品的“雅俗共赏”》[44]、《闪耀着现代人文光芒的民族观——系列论文“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之三》[45]等系列论文，还出版了《老舍与满族文化》[46]一书。其创新之处在于引证大量满族文史资料，考察作家民族心理，并以此为基础对文本进行“细读”，发人所未见。从文化背景来看，老舍通过立足本民族文化，博采众长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业绩;从时代背景来看，老舍沟通传统与现代，得以成为转折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老舍与满族文化”的研究课题还引发了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话题。
名家名作家研究在今日想要有所突破实属不易，以下几篇文章独辟蹊径：吴永平《老舍长篇小说〈赵子曰〉琐论——纪念〈赵子曰〉出版80周年》[47]对关于老舍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偏重于政治性的评价——即认为这个长篇对“五四”时代的进步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和讽刺提出异议。并从当时的报刊史料钩沉出的历史真相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像老舍在《赵子曰》中那样描写和表现“五四”后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之所以不避《黑幕大观》之类的批评，也许认为它至少在揭露当时北京腐化的文化氛围上还有着独到之处。老舍修订《骆驼祥子》一直被作为迎合新中国文学新规范的典型个案，方习文《修订本〈骆驼祥子〉是迎合“新规范”的产物吗?》[48]则通过作品细读与接受批评的综合分析，认为修订本与“新规范”其实是貌合神离。老舍对“新规范”的投合，不仅以自我原则为前提，而且对初版本的挚爱使他在情感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从而使修订本依然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而这些远不是“规范性”话语范畴可以简单界定的。张丽军《“恋身”、“失身”、“洗身”与“毁身”——论祥子身体的自恋与毁灭》[49]所作的《骆驼祥子》身体叙事研究，从人性角度揭示了一个城市底层穷人生存悲剧中的多重因素，尤其是其盲目的性欲之流所导致的命运突转、恶化和崩溃的内在精神嬗变过程。
关于沈从文研究：尹变英《沈从文的民族文化忧虑》[50]认为沈从文的创作有着非常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为湘西代言，为苗族这个在文化史中一直沉默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期待被理解和平等的交流。“湘西”对他而言，不仅仅具有文学上的审美价值，更是一种少数民族弱势文化的载体，需要他为之正名，为之争取文化空间。罗维《悲悯观照下的土匪世相——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土匪叙事》[51]将沈从文关于匪的叙事统称为“土匪叙事”，从文学—历史—文化的多重视景来阐释这一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从叙事角度说明沈从文的土匪叙事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把握沈从文的人道主义者立场和民间立场，以及他自始至终具有的悲悯意识。钱少武《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演进——试析沈从文批评中“静”的标尺》[52]认为在沈从文文学批评中，“静”是度量作家创作心态、作品风格、艺术形象等品级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尺。沈从文所持的这一艺术尺度，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虚静”精神一脉相承。这既与他喜爱传统文学艺术有关，更与他个人的创作经验、感悟，沉静内向的个性气质及纯正高雅的艺术理想与“虚静”艺术精神产生潜在契合密不可分。罗宗宇的《立意在“重造”——论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生成》[53]指出“重造”是沈从文的核心思想范畴，它是一个由“社会的重造”、“国家的重造”等成员所组成的思想家族。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有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生成是多重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张森《论沈从文创作中民族立场的双重性》[54]认为沈从文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鲜明的少数民族立场。然而，沈从文的民族立场并非简单的对自身民族的认同，而是表现为一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双重性：对自身民族传奇性的张扬与消解;对自身民族品格的彰显与反思;对湘西民族自治的强调与明确的国家主义立场。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吉狄马加、叶广芩、阿来、乌热尔图、鬼子等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今年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还颇有新意。李永东《戏剧家族与家族的戏剧性解体――解读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从历史的戏剧性、戏剧家族与人物命运戏剧化这三种向度来分析小说的深层意义结构的巧妙性;潘超青《置身于历史中的旁观者——读叶广岑的〈日本故事〉》指出作品叙述的是战争历史，触及的却是历史困局、文化价值冲突、人性复杂度等深藏在战争创伤背后的问题;丹珍草《“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尘埃落定〉的多文化混合语境》揭示小说营造了一种多语言和多文化混合的语境，使其叙事语言表现出多文化“混合”、“杂糅”的特点。乌热尔图这些年的创作虽然不多见，但研究者并没有随之停滞，田青《神圣性与诗意性的回归：乌热尔图的创作与萨满教》另辟蹊径，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来重新解读。鬼子的小说被视为苦难叙事的典范，王迅《叙述阳光下的苦难——论鬼子的小说艺术》和杨经建、鲁坚《“把故事还给读者，把叙述留给自己”——论鬼子小说的叙事性特质》也都是基于此。
(五)个案研究与宏观综述
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给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研究对象，今年，关于藏族作家央珍、白玛娜珍、卓玛、尕藏才旦，白族作家郑吉平，侗族作家潘年英、袁仁琮，土家族作家温新阶、田永红，蒙古族作家萨仁图娅，裕固族作家阿拉旦·淖尔，满族作家关仁山、杨子忱，哈萨克族诗人唐加勒克，纳西族作家和晓梅，朝鲜族诗人南永前、壮族作家冯艺，台湾原住民作家孙大川、温奇等个案研究凸显少数民族文学虽居边缘却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面临传统的断裂与继承危机的当下，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的延续和文学资源的当代开掘，形成了中国文学多特质、多风格、多内涵的丰富形态。
此外，一些新界定的研究对象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姚新勇《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55] 考察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生态，认为在网上，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似乎并没有遭到颠覆性的冲击， 网络给少数族文学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进一步生存发展的契机。网络技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带给少数族文化、文学的，也恰是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快捷地表达他们的族裔情感和欲求的契机，而非颠覆已有本族文学权威或文化传统的机遇。吴刚《中国语种文学关系及其研究意义》[56]提出语种文学的概念，即就是使用某种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形态。用汉语和汉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汉语种文学，而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少数民族语种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了多层次性。从语种文学出发探讨各民族文学关系，有助于开拓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各民族文学关系。
赵志忠《民族文学三十年评述》[57]，叶梅、刘大先《精彩纷呈的中国多民族文学——2007年度少数民族文学印象》[58]，张帆《解放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述评》[59]分别回顾了不同时间段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概况。张锦贻《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发展与突破》[60]，李琳《谈少数民族中篇小说的民族特色》[61]，刘兴禄《叙事: 尴尬中的坚守与拓建——新时期少数民族长篇力作民族志书写特征探析》[62]，赵树勤、龙其林《当代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趋势》[63]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特定文类进行了分析。
综观2008年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跨学科的视角、多元化的方法的引入使理论得到创新与拓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流与融通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不过作家作品评论仍存在一些不足：一、大多数评论文章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文章结构甚至表述都比较相似，除了少数视角新颖的文章之外，缺乏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二、部分知名度比较大的作家或者为主流文学史认定了文学史地位的作家得到较多关注，而其他那些曾经被遮蔽而具有较高文学意义的作家和作品没有被发掘出来。我们期待下一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有更多的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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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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