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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话研究
这方面首先应提的是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其中神话是研讨的中心。以《司岗里》为代表的佤族神话形态完整地具备形象、叙事、仪式、祭司、习俗、圣地等要素，是南方民族存活着的神话最有典型意义的形态之一;此次研讨会是近年来不多的对某一民族神话、文化的集中研讨，所提交的论文就佤族神话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南方民族神话研究的领域。
佤族神话中，《司岗里》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秦臻《〈司岗里〉的叙事结构分析》[1]认为，《司岗里》构成佤族神话叙事体系的核心，并支配其自然宗教信仰行为。《司岗里》呈现神灵——人祖——动物关系的三重组合，没有准确的叙事时间和事序结构，而以神的世界组成叙事的结构场。其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影响了宗教信仰的生活，语言叙事文本所组合的“结构场”形成文本向现实行为叙事的双向流动。神系和族群信仰，叙事情节与现实生活相交融，神话叙事“再现”其宗教生活。杜巍《古典神话与佤族活形态神话——从古典神话论佤族现代活形态神话》将《司岗里》等佤族活形态神话与希腊神话等古典神话进行比较，指出它们在世界的诞生、生命的起源、动物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洪水和宇宙山作为神话主题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但在神话的时序、内容、影响上有很大的差距。作者认为，佤族活形态神话展现了神话发展的真实历程，让人们更深刻地体验出神话的永恒魅力。薛敬梅《“司岗里”神话的传承及其文化生态场域》考察了神话与信仰习俗等的互动共生关系。作者认为，司岗里神话既以古歌的形式传唱，以故事的方式讲述，与万物有灵的信仰一体，更被仪式化和符号化在与宗教信仰习俗相应的各种象征物中，如房屋建筑、节庆、饮食、劳动生产、婚丧习俗等方面。它的现实存在表现为稳定性、流动性、多样性的特征，口头叙事只是它显在和最直观的存在方式。其中，木鼓、“鬼林”和牛头祭祀是“司岗里”神话最具代表性的物化及象征形式。从“司岗里”神话和佤族社会现实的互生互动关系可以看出，口头叙事与民族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口头叙事使民族传统有了内在心灵的依据和依托，民族传统又使口头叙事得以活化和延续，二者彼此推演，共同构成了民族特殊的文化生态场域，使本民族的精神个性和文化传统得以在异文化的冲击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邓瑾《〈司岗里〉的传承研究》也阐述了该神话传承的载体、主体、场合、现状等。
一些论文分析了《司岗里》所包含的各种神话类型。胡立耘《世界各民族的几则人从洞出神话》收集梳理了世界各民族人从石洞出的神话，并从比较中阐明佤族《司岗里》的独特价值。汤梅《佤族谷种起源神话与谷神信仰》提出，佤族谷神起源神话的形成曲折地反映了佤族先民对原始农业出现的原始理解。文章从佤族谷种起源神话的种类、神话与佤族谷魂信仰及谷神崇拜的关系、神话的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杨文辉《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指出，《司岗里》神话反映了佤族对于人类自身起源的认识，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佤族人的生命观。在《司岗里》神话中，各种动植物与人类之间基本上和睦共处，尽管也有利益冲突，但从总体上来看，所有动植物在传说场景中均被置于与人类同等的地位，甚至与人类患难与共，这对于今天面临严重生态失衡的人类社会不无深刻的启迪。同时，《司岗里》神话生动地反映了佤族和相邻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演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可以说《司岗里》神话是佤族文化较为集中的浓缩和体现。如果说，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佤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属于“他者”的声音，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客位”研究，那么，《司岗里》神话则集中反映了佤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自我认识和评价，它是佤族人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集体记忆。
在佤族神话形态中，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木鼓、木鼓房常常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李莲《不朽的神木，凝固的传说——佤族木鼓的象征与功能》认为，木鼓象征着佤族神话中的主体神木依吉，同时又是佤族生的象征。木鼓的功能主要具有祭器的功能、民族认同功能和感召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以及现代社会生活中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
佤族神话的演述与一系列仪式、习俗相连，其中一项标志性活动是猎头。谢国先《佤族猎头习俗与猎头神话研究》通过20世纪前期世界各民族中仍然存留的猎头习俗的比较研究，认为猎头习俗和猎头神话具有平等社会秩序维护、平等社会权威获取与确证、民族关系与心理压力的释放等社会功能。左永平《解读佤族猎头习俗》探讨了佤族猎头祭祀的起源、内涵、社会功能和最终废除的原因，认为佤族人头祭祀，不仅仅是单一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它是佤族文化特质和核心内容，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包涵着宗教、祭仪、战争、外交、歌舞、饮食等丰富的内容。刘平《佤族猎头习俗演变及革除的文化沉思》论述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佤族猎头习俗变化及革除的过程和原因。
佤族神话的演述与传承又离不开祭司“魔巴”。李娅玲《魔巴与佤族传统祭仪》分析了魔巴和传统祭仪在佤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认为魔巴是佤族传统信仰和生产生活的导师，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和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传统祭仪是生产生活的主旋律，充分外化了佤族人民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是佤族传统文化表演传承的特殊仪式和民俗文化遗产。李亚宏《西盟佤族“魔巴”现状之探析》分析了西盟“魔巴”的现状，认为西盟佤族村寨的魔巴赖于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尤其是处于系统核心地位的信仰体系、价值取向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佤族历史悠久，神话、文化积淀深厚，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和全新的研究领域。李子贤《佤族与东南亚“U”型古文化带——以神话系统的比较为中心》提出，进入21世纪的今天，应与时俱进，寻找佤族神话、文化研究的多维视点。如：独具特色的佤族文化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佤族神话、文化与宗教民俗的深层研究，诸如《司岗里》、木鼓、人头祭、以牛作牺牲、牛头、牛尾、血、木依吉(天神)等一组组符号系统的深层解读;百濮族系(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文化探幽：佤族文化与布朗族、德昂族及克木人文化的比较研究等，进而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审视佤族文化。作者以神话系统的比较为中心，寻觅与神话系统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对佤族神话、文化在东南亚文化区中的地位作尝试性探讨。作者将佤族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区”以及台湾高山族的文化特质进行系统的比照之后，提出一个假设：西端从中国云南的佤族开始，中经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直至南端的我国台湾高山族，存在着一个“U”型东南亚古文化带。东南亚“U”型古文化带东西两端的高山族与佤族属同一文化型。佤族聚居区一直保留着东南亚古型文化的基本特征，可能就是东南亚“U”形古文化带中各民族的祖地及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东南亚古型文化的鲜活样品。
这一年度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另一热点是盘古神话。汉族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流传盘古神话，这是不争事实，但其起源至今仍无定论。张文安《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盘古神话》[2]认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盘古神话不是当地原始社会神话的遗存，而是汉籍中的盘古神话随北方汉族道教在南方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开来。神话传播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神话的基础和前提，用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方法值得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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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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