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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某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梁祝”踏上“申遗”路》一文，介绍了“梁祝”文化申报联合国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文章导语讲：“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传说，灿若星辰。‘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古老的爱情故事，千年传颂，浪漫色彩依旧，迷人魅力不减。其中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梁祝故事’，目前因启动申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成为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①导语说：我国许多古老的传说仍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其中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梁祝》故事因其正准备申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在一般读者看来，这段导语并无不妥，而索绍武先生偏偏不然，他洋洋洒洒数千言撰写了《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一文，对导语中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表示激烈反对。他说，《梁祝》传说产生的年代、引起文学家的注意并被改编的年代，及产生影响的年代都不算最早；另外，“梁祝故事”“不是爱情作品”，“从唐代的记载到当今的戏曲，都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故而以为关于《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观点很难成立。②
笔者以为，索氏对《梁祝》传说的全新理解，眼光独特，勇气可嘉，其为了学术创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也很让人佩服。然而，就其观点来看却又似乎没有多少道理，无以让人信服，故不揣浅陋，欲就《梁祝》故事可不可以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发表一点个人浅见，以与索先生商榷。
如果确像索氏所云《梁祝》传说不是爱情作品，《梁祝》故事可不可以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也就无需再辩，故笔者以为，与索先生的论争应该首先从《梁祝》传说是不是“爱情作品”开始。在《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一文中，索氏是首先通过解读晚唐张读《宣室志》中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否定其爱情传说的性质的。《宣室志》云：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以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③
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应该说所载《梁祝》传说已基本成型，其中讲到梁祝的同窗共读、梁山伯的求聘、祝英台对山伯墓的祭拜，及祝英台身陷山伯墓，其爱情传说的性质已非常明显，在以后虽屡有变异，但基本内容不过如此。然索氏却以为不然，他说“这段文字中寻觅不到祝英台愿意嫁给梁山伯的描述，她的祭奠梁山伯和死于梁山伯墓，属于被动和偶然。显然，这只是一个被涂上了传奇色彩的坟墓吞没活人的故事，那里是什么爱情故事！”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有着特别突出的变异性，譬如《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故事与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传说在主题上就有天壤之别，故而人们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作评论时一般不会去纠缠其前后文本的差异。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可索氏的这种思路，也很难同意其对《宣室志》所载《梁祝》传说的解读。索氏没有在《宣室志》所载的《梁祝》传说中读出梁祝两人的爱情，我们却不然。请问，梁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女子后“怅然如有所思”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梁山伯为失去与祝英台缔结良缘的最佳机会而懊恼和悔恨吗？“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又说明什么？难道不是说梁山伯在死后仍不能释怀对祝英台的爱恋，故而才魂灵不散吗？祝英台登梁山伯墓为何会“号恸”，难道不能说明祝英台对梁山伯的一往情深吗？至于梁山伯墓的裂陷，祝英台的被埋，也绝不是索氏所理解的“偶然”，我们认为，它反映的是我国传统社会“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传说创作者们是以此说明梁祝爱情的感天动地。笔者以为，《宣室志》中记载的《梁祝》传说爱情主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索先生大概没谁会认为它仅仅是“一个被涂上了传奇色彩的坟墓吞没活人的故事”。
索先生以为“当今的戏曲”，也“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他说：“不管是川剧《柳荫记》的脚本，还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脚本中，都没有表现出二人对爱情的积极追求。在３年的同窗共读期间，两人没有谈过恋爱。在祝英台回家，梁山伯送行的路上，一个想用比喻之法使对方知道自己是个女性，另一个却根本听不懂，使采用比喻者的良苦用心变成了对牛弹琴和无稽卖弄。所谓的英台抗婚也不怎样激烈坚定，来访的梁山伯在得知英台已被许配给马家后，不是想方设法，像张君瑞、裴少俊、李秀卿那样去努力争取到爱情，而是因为怨愤立即得了病，并且很快地离开祝家庄返回故乡，回家后就一病不起。英台只是在悲切中送山伯返乡……”，就此，索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被看作为青年人对美丽爱情追求的作品”。索先生的意思是说，梁山伯一直不知祝英台为女性，所以他们从同窗共读到梁山伯送祝英台返乡这段日子并没有恋爱；其次，祝英台与梁山伯在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中也没表现出特别突出的斗争精神，因而，当今以《梁祝》传说改编的戏剧也不能看作是以表现青年人追求美好爱情为主题的作品。
尽管索先生的观点是在众多《梁祝》传说研究论著中难得一有的新见，但我们却不敢恭维。不错，梁山伯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不知道祝英台是女性，故而不能说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恋爱关系，即使有也只能是祝英台一方的单相思，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正是这一段共同生活的日子奠定了他们爱情的情感基础，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爱情远较一般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间的爱情更珍贵、更强烈，因而他们的婚姻悲剧也就更感人；再者，我们也不认为梁祝在追求婚姻自由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或斗争精神，他们以死反抗封建婚姻制度，态度还算不上激烈或坚决吗？难道只有如索氏所云二人“像李千金随同裴少卿私奔那样”一起私奔才算是“坚决”吗？索氏的想法固然不错，但这样的做法却并不适合所有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罗永麟先生曾经说过：“英台对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反抗，最后……酿成悲剧结局，这是和她的阶级出生、时代局限性分不开的”。④笔者以为罗先生言之有理，索氏之所以有上述高论，正因其缺乏罗先生历史的看问题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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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陈金文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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