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生于1908年11月28日,逝于2009年10月30日。生前,他时常居住在法国东部一个名为Lignerolles、仅有五十来名居民的小镇。他在这里陷入爱情,死后也安葬于此。
只有六人参加葬礼,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以及这个小镇的前镇长。即便镇民也对他的逝世毫不知情。第二天,前镇长告诉法新社的记者,列维-斯特劳斯最终的遗愿是:“葬礼时不得有他人在场,并且在死亡过程中,旁人须保持绝对的沉默。”
前镇长只能保守秘密。他记得很清楚,保密时间“从10月30日8点15分开始,到11月3日11点15分葬礼结束为止”。而在此期间,他必须通知掘墓人,这可能使村民略感不安,但他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葬礼结束,他才拨打电话,通知了《忧郁的热带》的出版社,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生前任职的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同样,这时镇上的居民才知道,去世的是那位常在森林里独自行走,并且熟知所有蘑菇的名字的老人。
就像2008年法国举国为列维-斯特劳斯庆祝百岁生日一样,这一消息迅速占领了法国所有报刊的头条。那年,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专门为他发行了学刊增刊。萨科奇总统亲自登门,并“代表全国向他热烈致敬”;爱丽舍宫的发言人在随后的发布会上严肃指出,列维-斯特劳斯“非常注意地倾听了总统的发言,并且与总统交谈”。
但这次,他成功地躲开了烦扰。
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
在为列维-斯特劳斯带来国际声誉的非理论著作《忧郁的热带》开篇,他写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而现在,我得要讲述自己的旅程”。
而这是什么样的旅程?巴西,亚马逊丛林中,行军一般的困苦,随时病倒的危险;雅加达充满尘埃和苦难的空气;船上的日出,以及尼古拉·普桑画笔下阴晴不定的云。在这本书中,随时可以读到诗人式的描写,以及科学家的精确(准确到分钟的日落时间记述)。
不同的是,这本书并非探险家笔记———这是他最为厌恶的一种形式。
在他年轻时,旅行是一门时髦的生意,而人类学家们则必须在寒酸的小剧院里演讲。探险家们从世界各地拍回照片,带回艺术品,摆在书店和橱窗里供人购买与惊叹。这不是为了寻求知识,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猎奇的新鲜感。极少有人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为了探求人类文明背后的机制而行走。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这是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他认为,人的历史处在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推动之中,一如原始社会的神话,自动地泯灭了每位参与加工的个人的痕迹,而成为了社会秩序的象征体。人虽具有智慧,却难以在自身之中认识自身。因此作为人类学家,就需要行进到世界的边缘,寻找不为人知的文明的生存方式———从婚姻法则、神话、甚至餐桌礼仪上,来寻找与人类学家自身背景不同的现象,并加以科学的分析,以便建立起模型,探求规律,从他者身上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
法兰西公学院的人类学家埃里婕-奥热这样描述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听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课程的感受:
“那时,我还是一个历史和地理的学生。有一天,哲学系的同学告诉我人类博物馆(Musée d’H om m e)有那么一个人,讲的东西闻所未闻。那节课他讲了北美印第安人对鹰的仪式性捕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课题已经是革命性的。我们在大学的课程中只学习西方或欧洲历史,而没有民族学课程。列维-斯特劳斯的课给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而我们之前甚至不知它的存在。我们震惊地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全像我们的文明一样运行。”
对于上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以及单一国家身份认同思潮盛行的欧洲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纷杂的社会表现作出结构性的分析,给自恋、自我夸耀的西方带来了对自身颠覆性的认识: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曾经以为原始的部落,存在着与其类似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相同的思维运行方式,在智慧层面,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皆是以共通的思维法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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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11-08 09:5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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