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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汤和信仰的产生与演变
考察宁村的汤和信仰，一要关注“城隍”信仰，二要关注其历史上所属的“民间”、“国家”两个层面。
先看汤和信仰与城隍信仰的关系。自邓嗣禹作《城隍考》以来，研究城隍信仰的著述可谓不少，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城隍信仰的各个方面。日本学者小岛毅《城隍庙制度的确立》、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福建道教》副主编林胜利《闽台城隍信仰浅述》等，追溯了城隍神的源流和发展阶段;道教协会前副主席丁常云就城隍信仰及其社会思想内容和道教科仪发表过评论。郑土有、王贤淼所著的《中国城隍信仰》(1994)是一部探讨城隍信仰较为完备的著述，其中提出的观点，二十世纪上半叶城隍信仰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是城市和军事卫所城的城墙纷纷拆除所致，值得注意。“从城隍信仰自身情况分析，城墙的废弃，城墙防御功能的失却以及庙会的兴起是导致其衰微的致命因素……城隍神的命运和城墙的命运基本一样，民间的信仰本来就是功利的、实用的，对人类失去了作用的神灵势必要被淘汰”[6] 。本文讨论的宁村汤和信仰，在神格的分类学意义上讲属于城隍神信仰，宁村的汤和公被俗民拜称作“城隍爷”，汤和庙在俗民口头的称呼就是“城隍殿”。但在今天，人们提及宁村的汤和信仰，很少与城隍相联系，究其原因，或许就与宁村所城“防御功能的失却”有关。
再看宁村汤和信仰所属的两个层面。历史上的汤和信仰，并非一直处于“民间”层面。从明清时期看，汤和信仰即先后体现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上。
民间层面。汤和信仰的肇始，无疑源于民间。为缅怀和感激汤和的造城和抗倭功德，宁村所城驻军后裔家家设立神位纸牌祭祀，上写“宁村所主汤和公之位”，把汤和视为祖先和保护神供奉。
国家层面。为表彰汤和筑城抗倭功绩，嘉靖七年(1528年)，巡按御史请于朝，在宁村建成了汤和庙;到了清乾隆年间，汤和及汤和庙被清政府封为“城隍爷”和“城隍庙”。汤和庙原名为“东瓯襄武王汤公庙”，简称汤和庙，俗称“城隍殿”。汤和庙建在宁村的十字街头，是一座三进庙堂，从照壁到大殿始建于嘉靖七年(1528年)，后殿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扩建，此后不断集资维修了后花园。
两个层面的区分，以汤和庙的建立为标志。汤和庙建立之前，宁村俗民把汤和视为祖先供奉。按朱元璋“洪武三年改制”[7]，明朝的宁村俗民在家供奉了汤和的神位木主“宁村所主汤和公之位”;汤和庙建成后，各家请出汤和木主统一集中在汤和庙里，所有的进香祈拜仪式在汤和庙展开。除了俗民平时个体祭拜请求外，还确定每年正月初九“祭祖”(春祭)，以及七月十五“汤和祭鬼”(秋祭)这两个时间来集体祭祀，尤以中元节时的汤和出巡祭鬼隆重热闹，在民国时期称为“宁城抬佛”。
20世纪以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和信仰及其祭祀活动作为“封建迷信”，沉寂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宁村的汤和信仰，又回到“民间信仰”的状态。
当下宁村的汤和信仰，在祭祀时间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农历正月期间的春祭逐渐淡化;而七月十五的秋祭则以“汤和节”的形式集体祭祀。仪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巡游和祭祖两部分，整个过程由农历七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七日结束，为期5天。
十五日为正日，汤和神像出巡。在汤和庙举行隆重的神像出巡仪式，“文武元帅”、“先锋土地”、“七星神将”等扮演者叩拜过神像，带领众“衙役”在庙内三进三出后，拥簇着汤和的香炉、神像出庙。庙门随即关闭，高挂“公务出巡”牌。
历年来大部分村民参加了巡游，人数在2000名左右，队伍逶迤两三公里。早上摸黑出发，晚上掌灯回来，时间计16个小时，行程约计25公里。所经村庄无不张灯结彩，备办香案，其中以村为单位的称“路祭”，一般一村一个，在村头用10来张方桌并排成一列，上摆三牲福礼、面桃纸烛等祭品，陈列各种琳琅满目的精巧摆设，无异如一年一度的私家珍品展览会。巡游队伍每过一村，都有祭拜仪式，气氛非常热烈。巡游路线上，村村张灯结彩，备办香案，路祭迎候。每年的仪式活动吸引了温州地区20多万人前来迎祭和参观，成为万人空巷的盛会。
三 汤和信仰的申遗策略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礼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祭祀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传承。其价值追求在于，通过对天地山川特别是一切有功烈于民的先祖前贤的祭奠、追远，以实现“民德归厚”，植福禳灾。作为一位明代抗倭英雄，汤和理所当然地为后人所敬仰。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社会一直坚持着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现代化开始时的启蒙阶段，为打破封建的枷锁、解开传统的束缚，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然而，究竟应该反到什么程度?究竟该怎样来“处置”传统?[8]这是一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宁村的民众如何针对种种社会障碍和紧张关系施展策略,创造汤和信仰复兴的事实，为自己的信仰构建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呢?在宁村，我们获得了仔细观察这一社区并学习其社会逻辑和文化运行策略的机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地方性材料来展示社会和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传统民间文化、精英的民间意识和俗民智慧之间的互动和聚合关系，以研究民间信仰在当代基层文化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汤和信仰转型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从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中逐渐淡化，民间信仰破土而出，在许多地区得到了恢复，甚至在某些地区，它的内容出现添增现象，形成了民俗复兴的社会事实。地方的民俗复兴抓住的机遇归结起来有三点：其一，正如政府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的，民间传统信仰重新受俗民重视，是因为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群众文化工作方面出现了“松懈倾向”，给一些原来已经消灭的“落后文化形式”提供了“死灰复燃”的机会;其二，为了发展经济，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各地政府的旅游部门利用民俗资源吸引游客而创造经济的“黄金周”;另一种情况是闽粤等省为了吸引华侨投资，采取鼓励“寻根问祖”的手段。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激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6月巴黎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系统工程, 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的制定和履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遴选和保护、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宣传。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六个部分内容：1) 口头传统, 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2) 民俗活动、仪式礼仪、节日庆典; 3) 传统表演艺术;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 传统的手工技艺和经验; 6) 与上述表达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起国之一。2004年9月中国人大就批准加入了《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11月文化部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6月浙江省通过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自上而下地发动，从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的申请“非遗”风潮方兴未艾。中国学界积极地呼应这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从多个学科的知识领域走向这个中心论题, 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塑成一个学术概念, 并围绕它对相关领域进行着知识的整合。
温州自古以来都是“淫祀滥祭”昌盛的场域，在意识形态控制严厉的年代里，信仰无神论的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温州民间信仰的“歪风邪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2008 年1月，温州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民俗从遗留物转变成为日常生活，或者表现为文本被实践，或者表现为记忆在现实中复活，或者表现为功能萎缩、形式残缺、位置边缘的传统文化活动在社会中重新传播开来并活跃起来。特别是对民间信仰的阐释，在新时代重新被社会广泛认同。作为文化遗产，汤和信仰成为一个受敬重、被珍爱的范畴。政府职能部门转变态度，对诸如宁村汤和信仰之类的民间信仰都“少作为”、“不作为”，采取灵活、宽容的姿态。得益于时代的厚爱，宁村汤和信仰转型发生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境之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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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王霄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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