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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土中国”是费先生著作Earthbound China的中文译名，从英文来看，其实很难误会这个“乡土”仅指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植根于它所在的大地之中的，不理解这块热土就无法理解这种文化，这是费先生对他的“马老师”以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化的践行，无须赘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前辈都提出了人类学或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田野研究问题(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研究现状，是把后者当做活的历史，因此可以透过现在看到过去，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今中之昔”。这其实是更好地理解earthbound的意义的很好的途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逾越的，因为这个earthbound是一个历史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恰恰因此之故是一个很难斩断的纽带。
问题在于，对于关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像费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那样了，历史学家也并不一定刻意强调今与昔之间的界线，而在于二者如何面对各自的经验材料(文献/田野)和在同一“历史记忆”上的差异，在于这两类材料是如何分别被产生出来并构成历史(或“事实”)。这实际上便牵扯到“文化自觉”的问题。
费先生所谓的“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既不表示要“文化回归”，也不主张“全盘他化”。(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这个定义似乎更像是人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此不赘论，而这样的论题之提出并躬行实践，虽然在西方人类学那里似自20世纪30年代始，但其实在五四时期就已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问题提出的类似语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任何一个人或一种文化都植根于乡土，在面对强势的异文化支配的时候，也都会产生类似“文化自觉”的呼声。譬如清朝的雍正皇帝在撰写《大义觉迷录》的时候，他只是在质疑汉人精英的“华夷之辨”论，只是在为满洲的文明身份寻找合法性，但是并不会太多考虑，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当两千多年胡人南下牧马的历史被彻底扭转，大批汉人涌入蒙古、青海、新疆，甚至东北的时候，那些“natives”做何感想。或者更早一点，10世纪到12世纪，云南的大理国——他们不是湘黔的苗人，也不是海南的黎人——而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拥有深厚之佛教文化传统的群体，他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时，究竟采取了何种应变的态度?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时代，至秦汉修灵渠、开辟西南夷时代等等。
对主题概念的反思，也可以证明费先生的“今中之昔”，或者反过来说，是“昔中之今”。
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语出《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当时中原诸侯集合起来要去攻打秦国，成肃公祭社接受祭肉的时候有了不敬的表现，刘康公就批评说，无论是祀还是戎都有献受祭肉的礼仪，这对君子的敬神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这样不恭敬，对他自己没什么好处。果然两个月后成肃公就死了。
如果今天把祀与戎理解为宗教和战争，不能说不对，但还是略嫌褊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我看来，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打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军事行动，它的目的或者是占地盘，或者是攫取人口和财货，因此可以称为暴力性的生产活动，也是物质文明的一部分，越在上古，这种赢利方式占的比例越大。过去我们的历史关怀，对戎事比较感兴趣，因为它们是改朝换代的直接工具，而对改朝换代的历史感兴趣，本来就是“帝王之学”、后来我们也将其概括为“政治史”的主要特点。结果忘了我们现代伟人的一句话：“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从走第二步起，剩下的巩固政权的漫漫长路就要靠“祀”，士大夫后来将其规范为“礼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秩序”，或者费先生著名的“差序格局”。当然维系秩序的还有法，但传统中国的“法”与后来引进西方的法律完全是两回事，只有刑律来对付犯罪，而规矩方圆，更多靠得是礼仪。
对于历史上的礼仪，我们远不如对战争那样熟悉。其实我们的earthbound China，就是一个ritual-bound China。对于研究史学的人来说，20世纪初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甲骨文是礼仪的产品，敦煌卷子中也有很多是礼仪的产品，比如那些变文，对于文学家可能是通俗文学，但它们就像后来的迎神赛社的会簿和道教科仪书一样，都是礼仪的一部分。一些学者不理解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经常去往寺庙、祠堂甚至墓地跑，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好好想想，除了正史和官方档案以外，为什么留下来的都是这些礼仪的东西，包括最近不断出土的简帛。近年来研究隋唐史大量使用的墓志，也是礼仪的东西，是属于“祀”的部分。因为礼仪是当时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寺庙、祠堂之类就是社会生活史的国史馆和档案馆。
这种不理解，我基本上认为是20世纪初以后的产物，出于一种近代科学的语境。因为“祀”这样东西，基本上被某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学科分类定义为“宗教”，甚至是“迷信”，后者虽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被允许存在，但却因与科学和启蒙相对而处在被贬抑的地位。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过去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墓碑上写上“乾山巽向”几个字，或者房屋大梁上那一行字，现在就需要专家去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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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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