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他曾经写道:“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
钟敬文的生活中常常充满着各种情趣,而不只是书斋里的苦修。每一年的春天,校园里什么地方开了一树的鲜花,他不知怎么很快就会知道消息。当有学生来家里时,他便会兴致勃勃地说:“走,我带你去看玉兰!”每一年元旦前夕,他都会买来一批水仙,分赠给教研室的同事和研究生。
1 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
钟老是1981年国家确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可他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第一位博士董晓萍教授,现在是北师大民俗学科带头人)。他曾经说:“我自己没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个什么标准。”其实,他是觉得没有合适的人才,在学问传承上,他非常严肃和谨慎。后来很多老师都劝他应该多招生,他终于想通了,要把民俗学发扬光大,确实需要多培养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九旬高龄的钟先生还发誓,要为中国民俗学培养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导毕业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读的还有15位,也算基本实现了这个宏愿吧。他常说自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就会有很多粒麦子。
他就想变成这样的一粒麦种。本来他一直想写《女娲考》,研究民间传说中女娲的故事,因为顾颉刚先生写过孟姜女故事研究,启发了他。但这个文章一直没时间写,钟老忙着培养学生,他说自己做学问,和一个学科的发展建设比起来,还是后者更重要。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难以兼顾,这样想想也就想开了。后来他培养的博士里就有人做女娲研究,可见学术的传承没有断裂。
2 不能兼顾的人生
钟老一生中,不能兼顾的东西有很多。比如,钟老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诗歌是他一生的挚爱。他永远随身带着诗集。但是,诗终究被他看做个人爱好而已,学问才是正事,他愿意牺牲爱好去做学问。
民俗学无论在中外,都有浪漫主义倾向,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根、民族的魂,现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都强调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可能会影响学术的深度。钟老是诗人,又是从“五四”过来的人,他就讲,这个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民族文化要热爱,需要在学术体系里边强调人文立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是有情感和价值观的。钟老是性情中人,以前对北京禁放鞭炮就有意见,曾经在《光明日报》写文章说过这个问题,说没有听到鞭炮声,就像没有过年一样,民俗情感的东西都没有了。
还有不能兼顾的,是家庭。这点我体会尤其深,我是工作十年后才考的博士,有家有口的。钟老希望学生专心读书,不是寒暑假,最好不要回家。当时我爱人在湖北,还有已经上小学的孩子,我在北京就很想家。记得 1997年,我跟钟老请假,我说香港都要回归了,我也要回家。哈哈,钟老说好吧,你回去吧———其实他心里还是不大乐意的,可能在他看来,做学问有点像出家了。
但是学生跟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多家庭般的关爱。他每年都带我们出去春游。还有每年中秋节,必定做一个茶话会,那时候新生刚入校,他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从自己家拿来月饼,大家一起吃。不像现在一些老师,平时只会使唤学生,师生完全是工作关系,没有情感投入,导师成为“老板”,自然就少了许多人情味。
3 民俗学今昔变迁
民俗学在“文革”时期,曾经被看做“资产阶级学问”,本来是研究老百姓的事情,钟先生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开放以后,学科的重建就是头等大事。
1984年,钟老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有十套“集成”,四百卷,4.5亿字,十多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当年钟老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间故事,每个省都有一卷,最后汇总到北京来审定。评审开会的时候钟老必到,必定要听完大家发言,然后自己提意见。
现在十部“集成”已经全部出版了,很多人都说自己受益于钟老。比如民间故事北京卷的主编,就说当年北京的民间故事没钱出版,还是钟老帮忙解决的。据说是有一年政协的领导来看望钟老,问有什么困难。钟老就跟领导说,北京的民间故事想出版,没有钱,能不能解决一下。结果很快就拨下款来,那个主编至今仍非常感激。
民俗学近年来发展很快,如果要说钟老去世时还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他没看到今天这样好的发展局面。
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的,是以前每到春节,学生都会陪着钟老去买水仙花。过年正是水仙花开的时候,他总会买很多,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送一包。钟先生喜欢水仙花,那是高雅纯洁的花,在新年春节时候盛开,寓示新生活的开始。(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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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10-21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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