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早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界一直较少深入探讨民间文学的本体问题,在研究实践中不自觉地养成了对其他学科理论的依赖性,独立学科意识及其学科理论都严重淡化,而主要开展淡化理论的微观研究与资料整理。二十世纪后期,民间文学深层次的体裁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一直潜在的忽视民间文学本体理论的倾向却越发显著,学术对话的空间越来越小,学科理论体系陈旧而不完整,以至于作为整体学科的基础理论严重滞后于体裁学研究,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之一是闲置民间文学本体。对此,一些学者大声疾呼,主张加强学科理论研究,以拯救民间文学学科的当前危机。基于这种学术史语境,文章梳理20世纪民间文学的本体论线索,认真检视其特点与局限性,以进一步思考民间文学本体论探索对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影响。
一
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曾经说过:“每当某种研究对象有新的挖掘、新的发现时,人们往往会返回到元科学的角度,重新反问:关于学科本身的基础性认识以及研究对象的原有定义等是否继续正确,是否继续适用?”[1](P65) 一定程度上,民间文学本体理论的重新思考正与此相关:民间文学研究走到二十世纪末,其学科定位由文学学科逐渐转为社会学学科,一个基本的问题被凸显出来——民间文学本体的原有概念在什么意义上成立,民间文学本体究竟是什么?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对“本体”概念作一个学理认识。本体属哲学概念,是指世界的存在本原、本质与规律。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本体“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历史性,是时间性,是内在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本体’因之包含一切事物及其发生的宇宙系统,更体现在事物发生转化的整体过程之中。” [2](P5)也就是说,本体的根义是无形无源的宇宙存在,它体现于微观事物的演化之中。显然,我们借用本体概念是突出其与哲学意义相联系的具体事物的本质存在。质言之,民间文学本体是指民间文学现象产生、传承及其演化的整体,是民间文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自足性与独特性存在。
民间文学本体问题是民间文学研究首要思考的问题。尽管研究者的本体意识有时呈现出不自觉状态,但在具体研究之中却总延续着或明或暗的对于研究对象的本体定性线索。20世纪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我国学者顺应时代学术潮流,对民间文学本体予以了理论探索,这些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的三十年、建国初十七年和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间作为一个文化观念被充分地开掘出来,民间的反封建性、文化包容性受到普遍关注,而其相应的文化事象也随之得到重视与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民间文学被许多现代学科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加以解读,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艺学、民俗学、教育学等。我们从不同学科对民间文学的本体探索中可以见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绩最为显著。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其会刊《歌谣周刊》对民间歌谣征集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是学术的,即以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以期对中国社会作出更深入的考察;一个是文艺的,即从民歌中探寻出未来时代民族的诗歌发展道路。从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清理出民间文学研究之所以获得现代学术品格的文化根源。同时,也可视为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与教育学等学科对民间文学本体的基本立场,即从民间文学作品中寻找学术的、社会功能的以及文学创作的资源。二十世纪早期,胡适在为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所作序中,也认为做文学史最要紧的,便是这样叫大家知道,历史上“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可以给发掘与探索口承文艺,提供一点比较的材料。[3](P109)我国最早的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是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4]。文章界定民间文学为“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其特质是“创作的人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还对其价值、分类、研究方法、学科发展等都作了简要而且较为科学的阐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民间文学的国际性(人类普遍性)特质,并成功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研究状态作了评介。因而,这篇民间文学现代研究的开山之作,不仅其立足点是学科性的,而且已经较为深入地确立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对某些基本理论范畴如民间文学的民族性、国际性等的阐述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1935年底,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首次创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就其对象特点给予了阐述[5](P256),这是继胡愈之以来较为自觉的本体论思考。此外,茅盾、赵景深、周作人、江绍原、闻一多、黄石等学者的研究等也代表了上述学科的基本观点。四十年代解放区民间文艺学也有较多成果,“始终与革命文艺的发展同步,它为建设新的人民文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5](P149)其主要旨向是服务文学创作与革命文学。
历史学者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化史研究最为著名。这一研究把民间文学视为历史现象,认为民间文学不是固定形态的作品,它存在一个缘起、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历史现实、风俗移易、人们的观念和时代变革存在必然联系。顾颉刚以历史学家的渊博学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为孟姜女故事描述了一个演化史:孟姜女故事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人名、地名、故事情节等都经历了复杂变化。最先只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违礼事件,齐庄公在郊外向战死沙场的部将杞良之妻吊唁,因违礼遭到拒绝。到战国时代,这一礼法事件开始与情感因素相关,杞良妻追念亲人悲痛不已,她具有了善哭的特征,许多齐国妇女都跟着她学哭,事件自此具有了故事性。故事传到汉代,当时盛行五行学说,强调天人感应,于是杞良妻哭声感动上天,坚固的城垣也为之崩塌。南北朝时期,城垣与长城联系,变成了杞良妻哭倒长城。借助长城,故事对中国很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唐朝,故事又与命令建造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串联在一起,杞良妻的正式姓名也改成了孟姜女。唐以后,故事基本定型[6]。在此,历史学者的研究已经触及到民间文学本体的一个特质:历史传承意义上的本体存在,这也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对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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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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