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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红楼梦》作为满族文化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反映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游艺娱乐、岁时节日、语言之俗、迷信禁忌、人生家庭礼仪之俗的民俗小说。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点，梳理出《红楼梦》的共识观和历时观，科学地研究确定《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规划《红楼梦》的研究内容，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新视角。
[关键词] 红楼梦；满族；风俗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各民族的父系家族深刻地影响着家族的民俗传承，形成了家世、家风、家谱、家教、家长、家产、家法、家务、家属、家号、家庆、家庙、家讳、家祭等习俗。［1］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是拥有高尚伦理道德观的优秀民族，这是人们透过满族家庭礼俗得出的正确评价。“满族规矩大，礼节多”，这是对满族礼俗的普遍看法评价。［2］
《红楼梦》诞生的时代是满洲贵族阶级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一统天下的，作者曹雪芹以梦幻形式向人们“透出一张逆向的民族迁徙的溯源图：京都（北京）→大荒（长白山）→北陆（黑龙江流域），这就是满族，一个马上民族由弱到强，又从盛到衰的历史走向。”［3］清兵入关以后，满族风俗和汉族的民俗相互融合，形成“满汉合璧”。［4］我们所认识的合璧是指满族文化通过交流、撞击和融合，以农耕、采集、游牧、狩猎为主的生产形式，吸收和兼容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在“满族社会各个阶层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追求，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清代满族文化”。［5］这种文化带着独特的东北游牧文化的特征，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开放系统。
《红楼梦》作为满族文化的代表作品，里面“芸芸众生，世态百相，皆毫芒毕现，巨细靡遗”［6］，充满着清代社会中包罗万象、极其丰富的民俗记载。有人统计，明清小说有1600多种，人们读《红楼梦》如“食鲥鱼之美”，“倒食甘蔗之快”，追其原因，就是因为除了文学因素以外，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红楼梦》“共用了74万个汉字，而一年红学文章的容量就在100万汉字以上”。［7］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曾题：“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一语道出了《红楼梦》这部民俗巨著百读不厌的奥妙所在。［8］从远程传媒技术角度上看，“关于《红楼梦》的专题网站就有80余个，较有影响的包括红楼梦网、红楼艺苑网、夜看红楼网、悼红轩网等；在Google中搜索‘红楼梦’，相关网页竟达14，300，000项（2008年6月25日前），相关视频42，500项，相关图片230，000项”。［9］王钟翰（1994）在总结清初满族文化时说，它“带有渔猎民族古朴、生动、丰富多彩的内涵，在与汉民族长期交往中，又经历了一个汲取汉文化的过程。”［10］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其发展路径也正体现了这个过程，具有比较稳固的传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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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红楼梦”，这是个很难有一家定性的谜。说红楼，说的自然不是林海雪原里的仙人柱，而是参破了梦幻人生的“觉悟”，是富贵温柔一梦起，着锦鲜华百世凉的生命体验。吕智敏（1997）认为，《红楼梦》在展示了达官显贵从昌盛走向颓败的过程，诉诸的文字却是以贾氏家族为代表的饮食起居生活。“写家宴、写赏花、写拉家常、写传闲话、写嫡庶斗心眼、写小儿女吵嘴呕气，写饮酒作诗，写深夜聚赌，写生辰贺寿，写延医疗疾”，“巧妙地通过其平庸琐细的表层透视其深邃的文化内涵”。［11］其表现手法像一面镜子，实时反射了满族文化关照下的“兴衰际遇”，作者“追踪摄迹，不敢妄加穿凿”，作品正如游国恩（1988）所判断的那样，“一问世便脍炙人口，乾隆嘉庆年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嘉庆初年《红楼梦》一书遍于海内，家家喜阅，人人争购’嘉庆二十二年后又有‘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12］为什么会产生悲凉黄叶无人问，炙手洛阳万家传的极大反差，关键在于铭刻在清代国民内心的满俗轨迹早已穿越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生存时空。王卓（2002）认为，没人否定《红楼梦》双重吸纳了满汉文化，“但绝大多数学者由于对满族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只注意到某些习俗、个别情节以及一些人物性格等方面满族历史与生活的烙印，忽视了《红楼梦》中深层次的满族文化内涵”。［13］
从民族习俗的渊源角度分析，静轩（2004）认为：满族人的生产、生活习性和特征是善于骑射和“打牲”，在深山密林里猎取獐狍野鹿，在江河之中捕鱼捞珠，世代过着渔猎生活，“养成了食肉衣皮的生活习性，这些贡品客观上反映的是原始八旗遗风”。［14］。决定这种遗风的政治根源正如《满文老档》中记载皇太极所说的那样：“世宗继位，恐子孙习染汉俗，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直衣，习女直语，时时练习骑射。……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善于骑射，敌野战则克，攻城即取，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退缩，扬名在外。”［15］这种训喻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满族生存的主要方式。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一样，赵志忠（2008）总结道：打围是满族人的主要狩猎方式，是一种生存手段，是满族的民族特征，是八旗建立的基础。骑射是打围的基础，也是八旗的作战技能。［16］弓马骑射因此也就成了满族外在的显著特征，而固化这种特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八旗子弟的教育。崇德六年（1641）二月，皇太极下谕诸王、贝勒、大臣：“尔等何不亲率人习射耶？子弟辈状者，当令以角弓羽箭习射，幼者当令木弓柳箭习射，如不执弓习射，好为搏戏，闲游肆市者，何不执之？我国武功，首重习射，不习射之罪，非烟之可比也。用烟之禁，前因尔等私用，故不能治人。至于射艺，切不可荒废。嗣后尔等当严加督率，互相激劝。”［17］据《八旗通志》记载：“八旗官学，每学额设满洲助教二员，满洲教习一人，汉教习四人，掌教满洲、汉军学生。蒙古助教一员，蒙古教习一人，掌教蒙古学生。弓箭教习一人，掌教合学学生骑射。”［18］满族骑射的重要性在革命导师恩格斯那里可以得到验证，他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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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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