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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诗的比较 研究
1996—1997年，仁钦道尔吉、郎樱等学者继续蒙古——突厥史诗的比较研究的同时，郭崇林承担的“东北亚民族民间英雄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课题也发表了一些中期成果。而更多的学者则进行了各民族史诗之间母题共享之类的专题比较研究。
郎樱教授为《 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20〕一书撰写的第四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比较研究》一文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各民族史诗比较研究的一次高度 总结 。文章通过英雄史诗基本特征比较、三大英雄史诗比较、突厥民族史诗与希腊史诗比较、《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兰嘎西贺》与《罗摩衍那》比较等五节，对中国各民族史诗之间的异同与联系，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与希腊史诗、《罗摩衍那》等国外史诗之间做了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宏观论述与微观 分析 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史诗所存在的类同与不同之处和文化交流在史诗形成与 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深刻认识我国英雄史诗的特点和一般英雄史诗形成与发展的 规律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郭崇林的论文《中国东北地区赫哲、鄂伦春族与蒙古族民间英雄讲唱的比较研究》〔21〕基于黑龙江省赫哲、鄂伦春族英雄讲唱作品的研究，引申出“北亚民族民间英雄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课题，进而与蒙古族联系在一起，选择中国东北地区渔捞、狩猎、游牧三个典型民族的同类作品，做了 艺术 形式和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
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曾经对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格萨尔》和傣族的《兰嘎西贺》产生过重大 影响 ，甚或具有源流关系。傅光宇的论文《〈罗摩衍那〉在泰北和云南》〔22〕在泰北《拉玛坚》异文、云南《兰嘎西贺》异文和印度《罗摩衍那》之间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比较，揭示了这些作品与《罗摩衍那》的源流关系和各自形成的地方特色和人文特征。古今的论文《〈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23〕在《格萨尔》史诗和《罗摩衍那》史诗的结构、 内容 特点、主题、人民性、史诗基调、史诗中的战争和人民性、人物形象之间进行了笼统的平行比较。嘎孜·旦正加也在《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藏文版发表了《格萨尔王传与罗摩衍那之比较研究》一文。然而，依我之见，《格萨尔》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关系非常密切的史诗的比较研究，其重点应该是影响比较，而非平行比较，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超过法国藏学泰斗石泰安在其《格萨尔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一书中对《罗摩衍那》和《格萨尔》所做的比较研究。
郎樱教授在《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之比较》〔24〕中指出，史诗古老的成分大多体现在母题之中，史诗形成过程中一些外来文化因素也往往以母题形式进入史诗。因此对于不同民族史诗中类同母题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史诗古老的文化内涵和不同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于是郎樱教授从格萨尔史诗的各种版本中选择了认为是比较古老的贵德分章本，与突厥史诗之间做了一组古老母题的比较，指出了两者拥有的许多共性，并结合 历史 上吐蕃人与突厥语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探讨了不同民族之间母题共享形成的原因。郎樱教授的另一篇论文《论〈江格尔〉与〈玛纳斯〉中的神女、仙女形象》〔25〕也用同样的思路比较分析了两部史诗中神女、仙女形象及她们的神奇功能，得出结论认为：“史诗中来历不凡的女性形象具有浓郁的女萨满特点，是女萨满神话在史诗中的遗存，亦是史诗古老文化层的重要构成部分。”
此外，扎西达杰的《蒙藏〈格萨尔〉 音乐 艺术之比较》〔26〕是一篇难得的比较研究论文。扎西达杰通过蒙藏《格萨尔》音乐的采录资料的深入分析，指出蒙藏格萨尔的纯藏状态、混杂状态、纯蒙状态三种音乐形态，并分析了蒙藏格萨尔艺人的表演、伴奏和音乐结构及发展的共性与殊性。
七、史诗艺人的研究
1996—1997年史诗艺人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格萨尔》和《江格尔》两大史诗的歌手的探讨上。其中，《格萨尔》史诗艺人的研究依然集中在“神授艺人”命题的探索;《江格尔》史诗艺人的研究则集中在艺人的共性和艺术风格流派的探究。
高宁的论文《〈格萨尔〉艺人‘神授’之谜》〔27〕一文认为史诗《格萨尔》是艺人们长期处于史诗说唱环境中，通过识记、积累所得的结果。接着高文企图运用 现代 心 理学 的无意识学说来理解格萨尔艺人的“托梦”、“神授”等说法，并与古希腊 哲学 家柏拉图的“诗神凭附”、“代神说话”等 理论 做了比较，然而却收获甚微。
钟勇的论文《道可道，道常道：从〈格萨尔王传〉的结构探讨艺人‘神授’现象》〔28〕认为，结构主义理论及西方将结构主义理论运用于神话叙事研究的尝试可以为解开格萨尔艺人的“神授”之谜提供一条新的思路。钟勇的文章运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和 方法 ，指出格萨尔史诗的结构具有简练有限的规则，以利于说唱和收听。与心理学的推测相比，本文指出了格萨尔史诗的结构有规律可循，是艺人掌握史诗表演技巧的关键所在，也更符合史诗口头传统研究理论。
孟慧英在其《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一书中对萨满“观景”中的形象符号的解释对格萨尔艺人“神授”现象的研究具有一定 参考 意义。
而人类学家乔健教授的《传说的传承：藏族〈格萨尔〉史诗诵唱者与拿瓦候族祭祀诵唱者的比较研究》一文〔29〕对格萨尔艺人“神授”说做出了独到的人类学解释，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乔健对我国藏族《格萨尔》艺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拿瓦候族祭祀诵唱者的传承进行了人类学的比较分析，指出两者的传承具有天壤之别，藏族史诗艺人的传承是超理性的，神秘的或者是神圣的;而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是理性的，世俗的。两者的根本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社会 功能方面，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主要是用来治病;而藏族《格萨尔》史诗主要是用来娱乐，也有治病、驱邪的功能。二是社会角色的差异，藏族《格萨尔》神授艺人的本质是萨满，在表演或平时都处于萨满的昏迷状态;而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者则是医生。三是社会地位的差异，藏族《格萨尔》艺人在旧社会地位低下，不少是农奴的后代;而与此相比，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者有着崇高的地位。乔健最后指出：“藏族《格萨尔》艺人‘神授’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作用。由于仲肯的萨满本质，梦境神授最大的作用是使他把已获得的及以后会陆续获得的有关《格萨尔》史诗的知识合法化，从此他或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演唱了。”乔健先生的论文对我们的启发意义在于，史诗艺人的研究应该在实际的田野考察中完成，在这一点上，人类学的研究会为史诗艺人及口头传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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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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