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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传统的婚姻习俗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婚俗的猛烈冲击，新的婚姻观念和新式婚俗逐步流行起来。本文主要从婚姻礼仪的角度考察民国时期婚俗的变化，并借以说明民国时期新旧婚俗嬗变的特点。
一、清末民初“文明结婚”的兴起
中国传统婚礼，经历了从订婚到最后结合的繁琐礼仪程序(主要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个步骤)。旧式婚礼具有稳定婚姻关系、追求生活幸福及家庭和睦等积极内容，表达了中国人追求幸福吉祥吉利的心态，具有维系家族、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同时，它也是传统社会人际交往的必要方式，即通过儿女婚礼这种形式，不仅将儿女双方家族连结起来，发展了家族的交往，而且利用儿女婚礼，将亲友们召集在一起，使他们得以聚会，加强了联系，巩固了一个家族内部的关系，并可以利用这样喜庆的机会，化解既存的矛盾，对封建式大家庭的稳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旧式婚礼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由父母包办，当事男女被剥夺了独立选择的机会，扼杀了青年男女的独立人格；二是父母的择婚标准，多考虑家族或家庭的利益，即使一些开明的父母为儿女着想，也多是按照自己的幸福标准或择婚观念进行的，他们的观念和标准，未必就会被儿女认同；父母注重门第、财产等因素，忽视了作为婚姻基础的男女感情，从而使婚姻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础，男女往往成为婚姻的牺牲品。至于其他方面，如整个婚礼过于冗长、礼仪繁芜，浪费资财、婚礼充满封建迷信等，更是旧式婚礼不可避免的弊端。
正因为有着如此多的弊端，西方新式婚礼才能在清末一些沿海大城市中流行起来。
新式结婚(即文明结婚)，在清末已出现于东南沿海的大都会和商埠。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中国人行西方新式婚礼，最早出现在1859年左右。据王韬日记载：“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至虹口裨治文室，往观其合。西人来者甚众。裨妇鼓琴讴歌，抑扬有节。小异亦在。其法：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楫。礼成即退，殊为简略。”[1]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人行西式婚礼的最早记录。从婚礼在教堂由西人牧师主持且仿照西方婚礼的程式的记载看，新婚者显然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教徒。纯粹遵循西方人的礼仪举行婚礼，毕竟是少数中国教徒的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适合。如何既能接受西方婚礼的“文明”方面，又去掉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许多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思考的问题。到20世纪初，新式婚礼更多地为先进的中国人采纳，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所谓“文明结婚”的婚礼形式。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了当时“文明结婚”情况：“迎亲之礼，晚近不用者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2]
这种“文明结婚”，无须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男女青年经人介绍或自己相识，经过一段时间交往、恋爱，经双方家长同意而结婚，不仅大大简化了结婚礼仪，而且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愿，因而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清末有关“文明结婚”的报道日渐增多。
1905年8月17日，《时报》发表了一篇《文明结婚》的报道，介绍了上海一对青年人举行新式结婚的消息：“秀水张君鞠存、王女士忍之，于十一日三时假爱文牛路沈宅举行结婚礼。先由女士某某唱祝歌，次由介绍人褚君幼觉报告结婚之原由，次由主婚人陶君哲存宣读证书。两新人及介绍、主婚人签名毕，主婚人为两新人换一饰品，两新人相向两揖，复同谢介绍、主婚人，叩谒男女家尊长，男女又各同致贺。末由马相伯先生及穆君抒斋、沈君步洲演说，两新人各致答辞。礼毕，拍掌如雷动。”[3]
几乎与此同时，《时报》还报道了另外一对青年举行文明婚礼的情况：“一、来宾入场。二、新人入场。三、新人行结婚礼，相对三揖。四、唱歌奏乐。五、证人曹君宣读证书。六、来宾祝词。七、来宾张君佑如、濮君仲厚、蒋君怀仁、张君曾璧等演说。八、唱歌散会。”[4]
从当时大量关于“文明结婚”的报道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初期文明结婚，多是以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这些最先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婚姻观念上冲破了封建的束缚，接受了西方男女平等的婚姻观念，对传统的婚俗比较反感，力谋改良，对近代西方的婚礼非常向往，大胆仿效，因此成为清末新式婚礼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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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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