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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是推动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动力，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大趋势，服装得风气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中国的衣冠之治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和社会基础，断发易服又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在19世纪末提倡“易西服”，无异是名教罪人。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中途撤回，穿西服是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披一件洋外衣，遭到弹劾。为了减少服饰变革的阻力，康有为提出“西服中源”说，按照儒家的衣冠传统解释西服的形制。他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摺》中说:洋装规制严肃，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冠帽似箕，为汉世大冠之遗;皮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这身衣装内承先祖之英风，外取俄、日变法之精神，使举国更新气象，发扬尚武之风。从“西学中源”说到“西服中源”说，是华夏中心主义惯有的思维方法，也是维新志士用心良苦的创意。
西服及其在西方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力于商品经济在全世界的流通，洋布、洋装、洋货汹涌进入中国市场。不论卫道者对“易西服”是如何弹劾和制止，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称赞洋毡、洋纱的记载。机器生产的洋衣料，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且因为衣料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青睐。据19世纪中叶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每3人，就有1人穿着英国纺织品，这个论断可能有所夸大，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正是看到这全球最大的市场，用各种手段掀起向中国倾销的狂潮。从通商大埠，至内地城镇，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英国棉线更是普及到广大乡村。大量西洋商品的涌进，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时尚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在各种生活用品中，洋装脱颖而出，受到民众的欢迎，这有维新人士的示范，报刊传媒的宣传，更因为轻便、简洁的洋装，与臃肿、拖杳的清代服装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胡祥翰的《上海小志》记述当时的时尚是:“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大趋势，服装得风气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活方式国际化。民主、平等意识融入生活方式，是中国人迈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人是世界变革的起点。在倚仗特权掠夺财富的前现代社会，只有金钱可以傲视权力，冲破礼制的限定，给予卑贱者可以享受的机遇，引发社会力量对特权的冲决。商品经济既可满足特权阶层的欲望，也可对特权进行分解，导致僭礼败度和贵贱无等的末世景象。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已迈过小农经济模式，进入消费经济时代。人人熟视无睹的商品，不仅蕴涵着科学、技能和劳动的结晶，一进入社会又维系着国计民生的正常或不正常的运转。
生活体现民主，是经济全球化的文化现象，政治民主与生活民主化，两者的相互促进和互补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面对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生活方式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生活的趋同化。电视、冰箱、音响、手机等电子产品已普及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趋同性又是与人性化相背离的消费方式，人是以个体存活于世界，以鲜活的生命进行消费。因此趋同与求异，将成为生活方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悖论，长久存在。面对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国前后，洋装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的领带卡脖子，手套不方便等等，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符合。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吞没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中山装和旗袍的改良和创制，就是生动的例证。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服的审美价值，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是中西结合最成功之作。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这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为中国的国服。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传统，不合时宜的，只有请进博物馆。随着生活方式国际化的趋势，要保护民族传统的特色，一是进行保护性的收藏，一是加以创造性的改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之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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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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