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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扬气”到“洋气”，价值取向变化的趋势
从“扬”到“洋”是晚清社会风尚变迁的重要表徵，它反映着人们头脑中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为风气趋新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1825年，到广东经商的美国人亨利看到一些中国人将怀表，甚至二块怀表挂在绣花的丝质腰带上，还特意把表面朝外。[15]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后不出十年，租界里时髦打扮已经变成“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16]。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17]更晚一些时候，黄濬不无忧虑地说：“近顷西俗东渐，国人争弃绫罗缎锦，崇短衣革履，而江浙丝业扫地以尽”。[18]这些材料都说明，嘉道以降一些大中城市出现追求“洋气”的风尚。
“洋气”原本是“扬气”，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做派。史料说：“作事轩昂，向曰‘扬气’，以江南盐商扬州为多，其作事尽事奢华也。”[19]后来盐商衰落了，“扬气”也被“洋气”取代。
“道光年间，洋务未起，时桂子栏杆、桂子扣无地无之。凡物稍饰观，人少轩昂，皆曰洋气”[20]，“自泰西互市后，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无不以洋为贵。甚有非洋而冒为洋者……世俗好异如此，有心世道者，能不感慨系之者哉!”[21]不仅沿海富庶地区和得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即便是内地甚至某些乡村，日用洋货也有所流行。1829年，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谈道：“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22]1882年，外商的一份报告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用一些进口洋货……，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188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现在每户人家都使用火柴”[23]。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后30-40年间，廉价的机器工业制品对沿海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内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一部分农民的生活逐渐卷入了市场。
洋货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扬气”到“洋气”，究之，是价值观念的转变。
当然，对广大劳动阶级来说，不仅嘉道年间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就连19世纪中晚期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那些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身无分文的赤贫阶级，社会风尚的任何改变对他们都毫无意义。
3.新观念的潜滋暗长——西方影响的趋势
与以往不同，嘉道以后社会风气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简单地循环往复。受西方的影响，它有了新的特质。
当西方文化以“洋货”为外在形式源源东来的时候，民风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时人说：“每来一物，华人无不争买，竟有日用之物，习以故常，非此不可者。”[24]
对大多数人来讲，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就是“习以故常”。
19世纪70年代以后，文人笔记中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藉此以舒筋力。”[25]一位从事艺术的文人观看铁路后写道：“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26]江苏的一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对新事新物产生浓厚兴趣，先后买了地球仪、西书，订购报纸，甚至还打算购入印刷机。[27]
70年代的天津，“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辄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观者不仅明显地表现了欣羡之情，还议论说这里“立法皆善”，各种措施“裕国便民”，[28]其心态一目了然。类似的说法不仅在通商口岸接近西学的士夫文人中比较普遍，连一些担任官职、并不在洋务之列的人也开始关注西学西艺。
有些认识更超越了物质层面。
一位当县令的官员在闲谈中说，外国的礼节殊为简洁，当年孙家毂游历各国，“见国王只须罄折致敬，无所谓拜跪也。独布国以新战胜敌，于礼节大为增加，其贵臣谓观察曰：‘我国仪文繁重，见皇帝须三虾腰。然亦不过三罄折，而已谓为繁缛矣。’”他还讲自己和外国人打交道时“皆各尽其礼”，并总结说：“大抵各国领事等官久在内地，与中国官交际谈讌，颇有中外一家气象。第一涉及利字，则必攘臂而争，无交情之可论。”[29]话语尽管流露出以中国式的人情来理解外交关系的意味，但对西方各国简明的人际交往，却有欣赏在。
由此观之，在西方器物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心理发生些微的变化，从不可思议、不以为然，到欣赏、赞许。虽然议论多是私下的，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也很有限，但毕竟是思想变化、观念变化的滥觞，也是风气转移的开始。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普通百姓身上没有如此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的反映往往直截了当，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既然洋货物美价廉，就用洋货弃土货;学洋文有用，能找到生财之路，那么，“就英文馆学习”的人自然多起来。甚至有一些“游手好闲之辈，略习西国语言，结伴伺浦上，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即导之游览，并代购食用等物，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中渔利……沪人鄙而贱之，呼为露天通事”。[30]虽然以外语谋生靠的是直觉，却反映了时代的一种新变化。
西方文化对晚清社会风尚产生的影响既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趋明朗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所走的大致行程差不多[31]，也符合人们认识的一般规律。当西方文化的内涵从奇技淫巧变成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的时候，社会风尚就有了崭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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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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