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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为何以“语病”开篇?——文化断裂的见证
《论语》作为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经典，是这个传世书面文献最多的国度里最重要的一种。古人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称。“学而时习之”是《论语》的第一句话。孔子表达他的学习观的这第一句开篇的话，中国从古到今的读书人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千百年来，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却一直处于被“误读”的状态。因为这句话的真正文化蕴涵早已经在书写文明的遮蔽下不复存在了。
被遮蔽的是先于书写文明而存在、而且比书写文明要悠久得多也深厚得多的口传文化。今天的现代汉语中依然在频繁使用的一些说法，如“学习”，“学问”，“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等等，都必须首先透过书写文明的壁障与误解，重新恢复其深远的口传文化的语境，才可以得到透彻的、发生学或者系谱学意义上的理解。
比如《论语》第一篇的篇名，那是被书写时代的后人用拙劣的机械的文字方式改变了口传文化原貌的的结果。因而也足以看作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大断裂的见证。打开一部《论语》，赫然入目的第一篇题为《学而第一》。(1)后代初学的读书人要想弄明白孔圣人留下来的书的第一篇篇名这两个字，恐怕不是太容易。即便是要望文生义也无法展开想象。因为即使你查遍词典工具书，也都难以找到这个“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词!原来它就是从该篇开始追述孔子教学语言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前两个字。可见，“学而”，单从意义上讲是不通的。这“语病”显然是书写文化强暴了口传文化的话语所产生的后遗症。换言之，这样的语病是出于书写文本分篇需要的产物。但是这个失误和被追记的讲话者孔子本人无关。正像被误解为《论语》作者的孔子，其实既没有提笔写这部“书”，也没有想到过后人不理会他本人“述而不作”的意愿，要给他强加上“作者”的头衔。同样道理，这部“着作”的《论语》之“着作权”也当然不属于孔子。
孔子即没有提笔，也没有写作。那么《论语》第一篇“学而”的语病只能由书写人去承担责任。站在口语表达的立场看，任何一个口齿健全的讲话人也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失误。不但“学”不能和“而”组成一个语词单位，“而”和“习”也不能的。后来的《论语》文本书写者，为了满足每篇二字篇名的模式需要，才这样机械地切割口语为文字的。除了《学而》篇第一，《述而》篇第七也犯的是同样的胶柱鼓瑟之错误，那一篇的开端讲的是孔子关于口传文化价值观的另一名言——“述而不作”。
现存的《论语》书写文本被人为划分成二十篇，这是否符合原来的讲话人孔子的初衷，我们虽然无从知晓，但是否定的答案却不难以情理推测得之。二十篇的篇名除了《公冶长》篇第五，和《卫灵公》篇第十五，因为是人名不得分割，而以三字为篇名，其余十八篇都是以二字为篇名的。
二、文学史的世纪之误区：《论语》是散文吗?
《论语》作为一部后人追忆老师话语而辗转记录下来的口头对话录，在汉代以降的书写文化传承中，逐渐被错误地当成“书”来教学。当成“经”来念。时至近代，胶柱鼓瑟的老式的误读与误解尚未消除，又迎来了新潮的张冠李戴式的误读与误解。那就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而传入中国学界的所谓现代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
植根于西方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现代的文学观是以典型的四分法来规定“文学”之领域的，那就是诗歌、散文、小说与戏剧。这样的四分法文学观传入我国以后，迅速取代了本土的、民族的传统文学观，成为推行西化教育后普遍接受的流行观念，即无须为其本身合法性提供任何证明，也无须为其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与否做任何调研或论证。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概论，一部又一部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以同样的舶来的四分法模式来切割和归纳中国文学的实际。其结果就是我们文科师生多少代人沿袭不改的教学模式：带着四分色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于是，大同小异地要从先秦诗歌和先秦散文开始，因为戏剧和小说都是在非常晚的时代才进入文学创作并成熟起来的。小说与戏剧在中国文学历程中的这种晚熟性，也就注定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主流只能是“诗歌”‘散文”这样的二分天下了。于是，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相区别，也就把先秦文学的散文一面基本穷尽了。《论语》被光荣地纳入到“诸子散文”的范畴之中，殊不知孔子自己的时代还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散文”的概念和相应的意识，更不用说写“散文”的闲情雅致了。
比如，几十年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标本教科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至1979年的第六次印刷已经印了约42万套。其中写到“诸子散文”的一章就首先举出《论语》为例。明明知道它是“语录体”，却还要它勉强靠拢西方散文分类中的“论说文”：
《论语》和《孟子》虽然都是语录体，作为论说文，形式大都还不完备，但无损于它的文学价值。因为文学史不是以论说文来要求它的。(2)
与其说“形式不完备的论说文”不影响《论语》的文学价值，为什么不能说它的文学价值就体现在口语文学特征上呢?只因为新的“散文”偏见与老的“经书”偏见都全然缺乏口传文学的概念和意识，把《论语》当成“书”或者“文”的书写文化误区就和“学而”这样的语病一样难以避免了。这样的误解就像把后人书写下来的荷马所传唱的史诗错当成盲人荷马本人写的着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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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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