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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共同之处除了都以“乡土”为对象，还在于他们的目的都是要解决问题。但在方法上，两人又稍有不同。柳田国男虽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救世济民之学”，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法律和政策建议。他的研究基本上只是揭示导致目前的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他期待人们学习了这样的研究成果之后，就可以考虑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并予以实施。{25}费孝通则是在他的著作中，直接阐述解决问题的对策，他的学术被总结为“分析混乱的中国社会现状，提出改革方案的建议并进行社会实践”。{26}费孝通的学术活动起步于开弦弓村，进而在江苏省组织了小城镇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包括了有关乡镇企业的国家课题。他通过这一系列课题调查来分析如何利用农村剩余人口，实现农民的富裕生活等问题，这些都与中国当时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并且其成果最终也都反映在了国家政策之中。费孝通在其著作中曾对自己的学问方法有所归纳，他指出，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皆植根于农村的乡土社会当中，这是中国的国情。因此，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农村社会，理解农村经济、理解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人生观。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理解并发现问题，再继续进行调查，提出新的问题。理解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研究农村是为了探求农村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研究而研究，有损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也没有好处。{27}柳田国男也曾说过，我们的学问，归根结底是要造福世人{28}。因此，柳田国男“救世济民”的学术思想与费孝通的学术方法与目的，其本质仍是一致的。
五、结语
近代西方的学术进展与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科学的概念、方法、价值、规范等都具备了一定的形式，在此形式之上形成了知识生产的形态，形成了从事学术活动的科学家或研究者集团，进而也形成了独立于一般社会的学院式的学术社会。在近代日本，以大学为中心形成了学术界的研究者集团并全面引进了欧美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日本的近代化是在欧美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之上推进的，它使日本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遭到了忽视。柳田国男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学术面临的此种危机，他提倡的乡土研究或民俗学的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一般民众理解乡土，亦即理解自己的文化，这与一些研究者的纯学术研究在方法和目的上均有所不同。更确切地说，他对学院式的学术是持批评立场的，故自称“在野的学问”。他与学院式的学术界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费孝通也是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学习了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然而他不是对此类学术本身进行批评，反倒积极地将其引进到中国的大学里，试图将其运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他同柳田国男一样，始终对“为了学术而学术”亦即学院式的学术研究持批评态度，并且他一直努力践行“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这一学术立场。
近年来，在有关科学理论和学术方法论的讨论中，不同于传统学院式学术研究的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迈克尔•吉本兹在《现代社会与知识的创造——什么是方法论》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持续地发生改变。{29}以往的知识生产方式，是明确地区分出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然后在其中从事知识的生产活动，形成科学家的集团，并培养人才;对于其研究成果则是通过同行评价来判断对本学术领域有多大的贡献;有关的责任只是在此领域的科学家集团内部存在，因此，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非常稀薄。按照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的内部逻辑展开的研究，亦即传统的西方学院式的学术方法，其知识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以大学为中心进行的。但近年来，涉及环境、健康、沟通交流、私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无法在个别学术领域之内获得解决的问题正在逐渐增加。针对此类问题，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家，还必须有社会科学家、技术人员、法学家、实业家等一起参与来组成研究小组以推进研究活动。于是，出现了超越以前特定的个别领域的束缚而互相协作的状态，也出现了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在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方法中，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而组织研究小组，它是多元的且具有流动性的。不仅大学，也包括企业和政府的研究机关在内，甚至国家或国际性研究项目也往往邀请包括市民在内的各种专家来一起工作以推进研究，这也就要求研究者对其研究成果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仅凭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便是实践新的研究方式，亦即跨学科的方法。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尤其需要去实践此类新的研究方式或研究目的。在亚洲各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当社会被迫出现大的变革时，知识分子就会考虑通过自己的学问对社会做出贡献。柳田国男批评拘囿于专家的学院式的西方学术，他主张众人能够参与并解决问题的学问，认为民族学研究应该直接对解决问题有所贡献，并以此来使民俗学区别于学院式的学术。{30}柳田国男事实上已经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观点和方法引进到了乡土研究或民俗学之中;费孝通则致力于将西方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调查和理解中国社会，从而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他们两人都没有采用西方学院式的知识生产方式，而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一点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译 / 祁惠君)
*本文原收录于“费孝通先生追想特集”，载《文明21》第15号(2005年12月)，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第61 ~ 76页。本刊发表时，译者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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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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