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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费孝通以“乡土”为对象，以“同情”来自省的学问，宗旨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举措。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比较之法认识乡土，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这也正是费孝通与柳田国男学术思想的共同之处。两位先生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
Abstract： Fei Xiaotong and Kunio Yanagita have separately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 studies of their own societies. Fei Xiaotong， while focusing on rural areas， aims to propose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his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ve studies. Kunio Yanagita’s rural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data and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rural areas，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understanding Japanese society as a whole. Thus， the two sociologist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to treat rural researches as a process of self-examination. Both of them have set the target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have adop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cholarship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Asian intellectuals of recent times.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香港大学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当时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留学生，承蒙王崧兴先生的指导。王崧兴先生对费孝通先生说：“这是日本来的青年，他想研究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满面笑容，伸手握住我的手说：“嗯，那你就先研究我吧。”此情此景，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这种感动难以忘怀，结果我的硕士论文就确定为研究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理论{1}。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先生，两人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学问的方法论上都各有不同，但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人均不拘囿于既有的学问和学术框架，而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文化和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在学问的精神层面上两人具有一定的共同点。我通过对两位先生的学问进行比较，发现了进一步探讨费孝通学问的新视角。
文化人类学由19世纪以来欧美社会以理解异文化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然而，近年在对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欧美文化人类学所从事的所谓“异文化的他者记述”行为，垄断了非西欧世界的文化与社会表象，其结构性地无视甚至排除当地人自身的自我表象。{2}因此，非西方国家有关本土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亦即所谓的家乡人类学(Home Anthropology或Anthropology at Home)之类的学术领域开始引起关注，并且学界已经开始讨论其方法论及意义等方面的问题。{3}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后现代的状况下思考这一问题，对立足于日本从事异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乃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开拓各自学问的方向。对他们来说，做学问的目的是与进行本土社会研究密切相关的。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试图确立学问的时代背景已经和当下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家乡人类学这一普遍性的框架中，有必要确立费孝通在中国人类学中的地位，但在此前，我们需要了解费孝通为何致力于人类学，他为何要研究中国社会，其目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上述问题予以梳理。若以同样的视角，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将他与柳田国男相比较，就能够理解两人的学问所各自具有的意义。
二、江村调查和中国农村问题
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始于费孝通青年时代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20岁的费孝通选择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吴文藻先生，于1929年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率先引入西方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理论，开创了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新学问。他主要吸取马林诺夫斯基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提倡“社区研究”，强调研究者直接进入社区进行田野工作，观察并记录社区的实际，说明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解释产生这些事实的原因，从而把握社区整体的方法。{4}这一研究方法，也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方法。费孝通成为吴文藻先生最早的学生，并在吴文藻先生直接影响下将所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的调查之中，费孝通的学术目的不仅是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更是要探索中国社会的原理，治疗其社会弊病与解决社会的矛盾。这也正是当时作为学生的费孝通等人提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内涵。
1936年，费孝通带着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师从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当时欧美的社会学研究者是以其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为研究对象，而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则被马林诺夫斯基评价为应用人类学的实践。{5}费孝通对自己的研究却有着这样的看法：由于是对农民怀有同情的人来写他们的生活，所以，写出的论文就能揭示出其他人通常不会了解的侧面。{6}换句话说，欧美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和本土社会研究的区别，就在于研究者对于其研究对象是否怀有“同情”。诚如柳田国男先生所说的民俗学的精神就是“同情”，这也正是费孝通学术的出发点。当年他对江苏省苏州吴江市的开弦弓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这是他的中国农村调查的开始，此后他对开弦弓村至少访问了十次以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费孝通试图从农村调查中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他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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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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