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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 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 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 个人当中，就有1 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胡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 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
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
民国建立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装，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从此进入自由穿着的时代，但对于穿什么，怎样穿却各行其是，五花八门。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主张恢复古装，仿效《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武生打扮，“头顶高髻，内束紧身，外披圆领双结宽绰长袍。”认为这种装束“既美观瞻，又复灵便，不失尚武精神。”(24) 浙江丽水光复时，有两人“头带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25) 更为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 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26)。梦想复辟满清王朝的江苏都督张勋，组织辫子兵勤王，浩浩荡荡的的脑后的长垂。有些遗老遗少，徘徊于政局，剪了辫子的又重新装上，以便观望。因此“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这是剪发的一起了。不剪发的呢? 大半不梳辫子啦，有的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个蝴蝶结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27) 当时的报刊报道街头的景象是:“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一时“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28) “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不可名状。”(29) 真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新旧土洋，千奇百怪。与其说这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映照，不如说这已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
在各种服装中，洋装脱颖而出，受到民众的欢迎，这固然有官员率先穿上西装革履的示范效应，各种报刊宣传的影响，更因为洋装的轻便、简洁，与臃肿、拖杳的清代服装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从西洋归来的人士认为:“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30) 这是鼓吹西服的重要原因，这从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人的心态:“优胜败劣，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生活方式近代化的趋势。
上海是中国首批开放的商埠，欧风美雨在这里有广泛的影响，民国以后就时兴洋服、洋伞、洋鞋、呢帽，女装更是领先服饰的新潮流。高领、短袄、凸乳、细腰、长裙是上海女郎追逐的时髦。有的打油诗说:“商量爱着应时装，高领修裙短短裳，出色竞梳新样髻，故盘云鬓学东洋。”(31) 有的刻画上海时髦女郎必备的装束是: “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眼镜一付，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男子的时髦装束是“ 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付，洋泾话几句，出外皮蓬或轿车或黄包车一辆。”(32) 生动地刻画了民国初年上海时髦男女的形象。
服饰洋化成为各阶层追逐的新时尚，报刊评论说: “优裕者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下此衣食维难之辈，亦多舍自制之草帽，而购外来之草帽。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卷，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33) 在南京“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无论舍店，皆高悬西式帽。”( 34)在湖南城镇“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35) 醴陵县的男男女女时兴“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36) 新繁县“青年妇女则纯用长衫短裤，不逮膝，露腿赤胫，争趋时髦。”(37)湖北蒲圻县的“农民亦服洋布”(38) 连偏远的山村“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39)
时髦服装的带头人不仅有士绅大贾，洋务人士的家小，还有被传统社会视为低贱的艺人和妓女，有的说:“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称阔者，或有步尘俳优，务时髦者。”(40)因此“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效似妓女。”(41)什么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统统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在近代文明所到之处，衣冠之治的影响荡然无存。服装成为一个时代的窗口，展现了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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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与文 2009-6-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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