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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从另一角度发现原始初民的生命观，那就是变形神话。并认为，变形在原始人那里是宗教信仰的执着表现，是对生命永恒的追求，是对死亡的抗拒，是他们变有限为无限的一个创造，即使无生物也会因变形而具有流动的生命。其中最核心的意念，便是对生与死的解释。变形可以满足原人征服死亡的渴求，达到心理的平衡，又是战胜死亡的象征。还有学者在论证中国传统审美的思维特点时，将原始——神话思维摆在极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原生性的思维类型，此后发生的包括审美——艺术思维在内的种种不同的思维类型，实际上都是由这一思维分化演进而成。其特点，用最简单的话说，因为原人认为世间万物均有灵魂，有生命，有行为，但是到一定社会阶段，这一思维便派生出其他各种思维，且分道扬镳。其中与原始——神话思维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便是审美——艺术思维。神话的“物我同一”，便升华为艺术的情景交融。两者最基本的共同点，则是既有具象因素（形象），又有情意因素（思想情感）。这将神话研究引向了美学研究前沿，对久议不定的艺术起源命题的探讨，至少又多了一条途径。对神话思维特征探讨的深化，有利于对神话进行深层次的考察。因为神话所包含的观念，情感或所展示的形象，所蕴含的认知，神话创造者的体验等，都离不开神话思维，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缜密思考和论证。如果说神话思维是具体思维的高级阶段，并必须通过形象来表达意义，那么这类形象则是通常所说的意象。有学者认为，意义进入形象的过程，必须将自然的，客观的转化为主观的，情绪的。所以神话形象的组合，一般标志着意义的凝定，这便是一个民族先民的最初的思维模式。
神话的意象并非凝固不变，纵的演化，横的交错的结果，便具有浑朴之美的复杂和深广。每一类神话有共同的意象，每一则神话有具体的意象。神话思维研究一旦揭开神话意象的特点，也就能进一步弄清为什么神话思维起到推动原人将意识诉诸神话的作用。开展神话哲学的研究，表现出中国神话学已步入较高的层次。这不是唯一的，但却是重要的方面。
五、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力量最集中的是云南，相应地出现了神话学者群。贵州集中研究了苗族古歌中的神话。彝族神话研究是和彝族文化研究结合进行的。广西壮，侗，瑶各族的神话日益被重视。北方以满族为起点，逐步向其他民族拓展。对北方民族萨满教神话的研究，是萨满教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对萨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早已被纳入国际学术范畴。
萨满教本质上属于巫教的一种。它的早期是原始宗教，晚期已成为一种以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为基础的人为宗教。它跨越了发生，发展，衰落三个阶段，即原始形态，过渡形态与人为宗教三个时期。巫教中期为繁盛期，主要为奴隶主服务，没落期一直延继到封建社会晚期。萨满教也是如此。萨满文化同萨满教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以萨满为主体，以及由信仰的需要而派生的各种形式的祭仪，神器，祭礼上萨满的服饰，神的偶像，祷神词等等，都属于萨满宗教的组成部分，也是萨满文化的核心内容。萨满文化指萨满教为主导的一切文化现象，广义的应包括社会结构，政治，经济，道德等等在内，比萨满教的范围更广泛。因此，我不赞成由国际到国内将两种概念混同的趋势。近几年我国对萨满教神话研究的成就，几句话难以概括，但在研究过程中所披露的神话系列作品《天宫大战》很独特，又很有价值。这是满族先民女真族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具有创世纪史诗的宏伟和壮阔，从宇宙形成，人类来源，洪水遗民，文化创造，应有尽有。它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创世纪。第一，这是庞大的女儿国在神界的折射，从天体诸神到地上各种自然物的精神文化的神灵，无不是人格化的女性。女神约在３００位以上，极为罕见。第二，这个女神王国没有明确的统属关系，但却有一位同人间女酋长相对应的妈妈神。第三，这一神话系列主干反映的是两姓斗争，而最终取胜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男神战胜女神。经过无数次的恶战，善神（女神集体）总能绝处逢生，击败了恶神（男神）。说明两性争夺的残酷，丝毫不弱于后世的阶级斗争，也反映了男性取代女性掌权，曾经有过反复和挫折。其中还有几位各不相同的两性合体神。内容之丰富，奇特，堪称神话的珍稀作品。信仰萨满教的鄂伦春族，曾经流传过一则外貌酷似《山海经》刑天的无头神神话。刑天被后人解释为反抗神，而无头神的历史，按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看却极不光彩，因为他曾与自己的女儿婚配，后世便不愿再提了，几乎失传。那无头神的神话似乎有失落了的内容，却透露了某些远古的讯息。那么刑天是否也另有原始的含义
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有不少在理论上已达到较高水平。学者们具有宏观把握的气势，又有微观深入的功底，从神话的性质，发展，演变与消失，到神话与宗教，习俗，历史，文化的成因，从原始宗教的神话到各民族之间神话的比较，几乎都有涉及。从神话的基础理论，到某一则具体神话的起源，发展与流布，也都在学者们的视野范围。他们已不满足于对神话作泛泛的论述，而深入到每个民族神话的系统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作为民族文学和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正向纵深掘进。
通常，学者们总以为神话中的“不死药”内容，是受仙话的染指。其实并非都是这种情况。西南少数民族的神仙观念并不浓厚，但他们的神话传说里却有不少关于“不死药”的故事。这种药的发现者，绝大多数是猎人或牧人。他（她）或为牛羊治病，发现了某种草药；或偶然发现猎取的动物因吃了某种草药，治好了箭伤，恢复元气后跑了，再也找不到了。总之，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不死药”与神仙思想无关。有学者认为，这正是原始人出于群体发展的需要，反映的是母系社会人们的美好向往。此外，彝族，纳西族，白族，佤族等民族的神话研究，经常与这些民族的史诗相结合。所有这些，同上古神话研究相比，各有特点，互为补充。
中国学者综合运用各种学术流派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以中国上古神话与现在各兄弟民族发掘的神话作研究主体，参照世界各民族有代表性的神话，为架构新体系的神话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目前，神话学在中国不但已成为很有影响的学科，而且出了一批很有成就的神话学家，他们有的有自成系统的神话学著作。这是本世纪几代人努力所得。在此，更希望中国的神话资料，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活形态的；是汉文古籍的还是各少数民族的，都能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也希望神话学的论著由书斋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神话是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后人对其研究所撰的论著，自然应该力求语言的民族化，理论的民族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比用外来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将受到更多读者欢迎。
（原载《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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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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