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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神话研究被冷落，只有极少的学者淡泊名利，寂寞地耕耘。
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新阶段。这次的再度辉煌，超过此前任何年代。神话学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大步跨进学坛的先进行列。这本《神话卷》可说是编者在为数甚丰的论文和专著的基础上精选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本世纪我国神话学研究概貌。由于神话离现代实在太久远，有的消失了，有的很不完整，有的变异，有的重新组合成新的神话或传说，后人要追寻它们的原始面貌十分困难。然而某些神话形象的原型，不但蕴藏着远古文化的根底，还渊源流长地影响着文化史的发展过程。所以神话的再建，或破译某些神话的原始含意，一直是很艰巨又极富吸引力的工作。不但关系到我国文学史的建设，也直接影响着文化史的构想。有些很难解决的问题，经过长期的交流对话，有的已取得基本共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以广阔的世界文化或总体文学为背景，用综合论证的方法去探索神话表层，基层与深层的含义。在长期对立的诗学派（文学派）与史学派（科学派）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使中国神话学逐步走向成熟。既重视理论的要素，也不忽略艺术创造的要素。这种研究才能使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其双重价值的作用。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正因为龙的凝聚力，无论分布在哪一处天涯海角的华裔，无不以龙的传人自命。龙与凤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不了解龙凤文化，也无法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形成。因此，什么是“龙” 便是一个既古老，又极富有现代意味的话题。它对人们永远是很有魅力的难解之谜。两千多年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龙的基调是蛇类（含蜥蜴），有的说是马，有的说是鳄。而鳄类的分歧较大，有说是境内的扬子鳄，有说是南亚的性情凶暴的湾鳄。此外，还有恐龙说，河马说，牛说，豕说，犬说，鱼说，云说等。都终都是蛇——龙比较占上风。因为原始的蛇崇拜本身便带有多元文化的特征。夏代的奠基者禹，是历史人物神话化的生动体现，他的名字本身便反映了他与远古信仰蛇图腾的氏族有血缘关系，很可能是其后裔。炎黄族世世代代为从西北进入中原，历尽艰辛，这一事业终于由禹完成，并巩固了在中原的地位。蛇升华为龙始于此时，成为夏王朝的旗帜。龙在当时出现，还具有团结被融合的东夷和被征服的三苗的使命，尤其是三苗对蛇的崇拜有悠久的历史。蛇升华为龙，无疑起到安抚作用，能被更多的民族所接受。所以龙形成以后，它的其他部分不断变化，时而鳄首，时而马首……只有长长的躯体恒定不变，说明自古以来，蛇——龙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因为它一开始出现便是多元文化的结晶。至此，已在闻一多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人们所以再次倾注对神话形象龙的研究热情，既是为了求真，也是为了说明龙这一象征反映了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与此同时，对于凤，鱼，蛙，虎，龟，麒麟，竹，孤树，马樱花，桃，葫芦等动，植物神话形象，也都作了极有深度的研究。
作为创世主的盘古，被研究了近一个世纪，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它与另一个不同系统的神话形象盘瓠，看作是同一神话的分化。其实不然，现在已有不同的发现，大致认为：盘古是宇宙的人格化，最初并不一定是男性，而是蛇的神化，来自西北，始作者是夏民族。诸夏自受到殷族的压迫以后，一部分由豫西南迁至长江上游，顺江东下，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楚国。另一支迁长江下游，进入吴越。于是夏民族的盘古神话随着诸夏的大迁徙，不仅远播于长江流域，而且在那一带扎了根。后又由楚民族对这一神话的形成作了重要的补充。以后盘古神话的影响直达西南，在彝族和白族的史诗都保存了这一神话。彝族史诗《查姆》的盘古，其形态似乎更古老。汉文古籍说盘古生于蛋，而彝话则说盘古生了一个蛋，是自生自育之神。夏，彝，白的族源同西北古羌有密切关系，盘古的老家似乎不可能在南方。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在河南桐柏县发现了大量盘古神话的异文，已经传说化，世俗化，系列化，跟古籍盘古神话相比，大异其趣。这正是上古民族大迁徙所带来的文化大交流的结果。这一神话的底蕴，实际隐含了一段华夏族的迁徙史。盘瓠则是某些兄弟民族的祖先神，后又渗入了复杂的民族关系的史影。盘瓠的原型是犬，变犬之前是蚕体。蚕为卵生，与禽类相似，有东夷文化因子。盘瓠变形前的蚕体原出于老妇（实为高辛王之妻）之耳，又与高辛王的女儿婚配，明明属于血缘近婚。从这一神话总体观之，最突出的是犬，因为盘瓠的定形是犬人合体。犬，原是西北之狄的图腾，后来却被苗，瑶，畲以至黎族所接纳，视为祖先神，并各自增进了新的内容。这在历史上必定有很深刻的动因，并辐射着一段古代民族关系史影。至今即使尚未找出这一神话的确切答案，然而已开始从传统的结论里跳出来。
四、当代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在介绍，运用国外学术成果上作了很大努力，方法新颖，有的有明显的突破和建树。这种创造性的开拓工作，风险较大。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必须尽可能多地谙熟各种神话资料，一旦得出了某些新的理论，是否会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需要耐心等待。不过，十多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锐气风发的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瞻前无畏的学术品格，尤其在开发神话哲学方面表现了学术上的勇气和胆识。哲学作为领先学科，一般人望而却步，而神话又是人类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条件下原始思维的产物，两者似乎很难挂上钩。可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国学者竟然在这一全新的领域有了可观的收获。
比如生命观，无论是原始人还是最现代化的人，都无法避免地要考虑这一问题。而生命观又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有生必有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和规律。曾经风靡一时的灵魂研究，实际是人类生命观的组成部分。倘若接受这一规律，便会把有限的生命安排得很有价值，也有无数哲人和芸芸众生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因而对这一自然现象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甚至采取逃避的办法，寄予幻想和期望，以求得生命的延续，这正反映了人类对生与死的困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命意识，神话表现的是原始先民的生命意识。医学发达的今天，人们可以利用科学成果延年益寿，但是原始人却没有这种生活条件。根据考古发现，从旧石器晚期开始，人类已经萌发了很强的生命意识，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原始信仰，创造了不少死而复活的神话。
大陆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类表现的是个体的复活，这是复活再生神话的最基本形式，也是复活再生神话的原生形态。普遍的内容，是人死后，由于某种机遇，得到了一种能起死回生的植物或动物以后，便死而复活。不死药之类的动，植物神，《山海经》有大量记载，少数民族和国外也有流传。另一类是群体的复活，中外普遍流传的洪水灭绝人类以后，人类再度繁衍的传说便属于这一类。群体复活神话在层次上高于个体复活神话。因为个人复活属于肉体的复活，而群体复活属于精神的复活。精神的力量难以估量。中国古典文学的借尸还魂，只是作家借神话的表现手法表达理想的方式之一。从深层说，也是直接或间接继承了复活神话向死亡抗争的积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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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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