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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中国神话学的奠基阶段。神话学是２０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的近20年间，在新思潮的洪流中得到了扎实的发展。中国神话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知名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影响的神话学著作和论文。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意识也日渐鲜明。其标志是：一方面是以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茅盾）为代表的文学家，引进、改造并吸收了西方、主要是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沈雁冰的《中国神话研究ABC》等专著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国神话学的理论基础，使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被学术界所承认，而且使在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于中国学坛的这部分学者成为中国神话学领域里的一个颇有成绩的、主要的神话研究群体。［3］另一方面是以顾颉刚、杨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他们提出了累层的历史观和民族的神话史观，不仅在方法和理论上竭尽全力去营构中国神话学的基础，而且对中国典籍神话的一些主要内容和神话人物进行扎实细致的考证和辨析，因而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神话学派。此外，梁启超1922年在《太古及三代载记》中对于洪水神话和神话与风俗关系的论述，以及1926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神话史、宗教史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的论证，从方法论的角度开了中国神话研究领域文化史研究的先河。文学家郑振铎的《汤祷篇》、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宗教民俗学家江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民俗学家钟敬文的《槃瓠神话的考察》、史学家卫聚贤的《中国神话考》等重要专著和论文，都出现于这一时期。对《山海经》的神话学考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钟敬文的《〈山海经〉的文化研究》系列文章、胡钦甫的《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吴晗的《〈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极其系统》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各家对中国上古神话的系统研究及其著作的问世，使刚刚起步不久的我国神话学的理论框架有了眉目，学术界深度也大大提高了。
（三）1937年到40年代末，是中国神话学的拓展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沦于敌手，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先过后迁到了西南边疆。一大批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文学研究家和美术史学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神话田野考察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把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大大地拓展了，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神话不再局限于汉文典籍上的古代记载，学者们拥有了许多现存的后进民族甚至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民族的依靠口口相传而保存下来的口头神话材料；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不仅是数量和品种的增加，而且为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不能索解的问题提供了破译的线索和钥匙。神话学家们根据这些新鲜材料，贡献出了一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如闻一多的《伏羲考》、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以及吴泽霖、陈国钧、陶云逵、马学良等民族学家的神话论文等，标志着中国神话学史上一个独具风采的时期的到来。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民族学家凌纯声在中国神话学方面的贡献。从30年代起，凌纯声先后到东北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云南彝族等地区调查，其成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48、《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8，与芮逸夫合作）、《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1947）以及其它许多论文，不仅收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而且，他从调查中得出的关于神话问题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他把由蔡元培开创的田野调查与书面文献相结合的民族学研究传统带进了神话学领域，为日后台湾民族学与神话学的建立与建设，以及他本人在学术上进一步开拓打下了基础。此外，常任侠的《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杨堃的《灶神考》、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的《女娲与共工》和《盘古考》、孙作云的《说羽人》、程仰之有关巴蜀神话的系列文章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篇。
（四）宏观地看来，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民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普查，搜集了许多在学术界鲜为人知，但至今仍在口头上流传的神话，这是此前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同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彩绘帛画以及其他以神话为题材的考古文物的发现，为中国神话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但在理论观点上却深受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教条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和研究水准的提高。虽然也有一些著作（例如著名神话学家丁山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一书）和零星的论文面世，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大的进展。经历过这个低谷期之后，从70年代末起，伴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神话学也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神话学的特点是，各种不同流派的研究家和研究成果竞相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初步形成。除了像顾颉刚、钟敬文、杨堃、孙作云、朱芳圃等老一辈的神话学家们时有新作外，袁珂、萧兵等学者在新时期里对神话的研究、整理、校勘和重构特别活跃，成果累累，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和肯定，一些新起的年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既重视在田野作业中取得异地手资料和直接的经验，又重视继承老一辈学者案头考证的传统，他们眼界比较开阔，不受成见的束缚，敢于吸收世界神话学所积累的成功的经验和新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学者，大有形成新的流派的趋势。
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是中国神话学中最能体现中国神话多民族特色、蕴藏最丰、最有潜力的领域。40年来，对西南地区的创世神话、东北的萨满神话、中难地区的楚巫神话、各地的傩公傩母神话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并相应出现了以地域为特色的神话研究群体，他们的成果已经为世界所瞩目。
此外，在全国各地的刊物上和学术会议上，开展了关于神话基础理论、少数民族神话，以及广义神话、原始宗教与神话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推动了神话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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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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