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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于古埃及社会里权势显赫、几乎是从不失手地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僧侣阶层。荷马史诗里,卜师的地位远在王者之下。他们的预卜虽然可资参考(而且经常是重要的参考),却不是决策。卜师不参加首领间军机大事的讨论。诚然,卜术受到神或神力的护佑,但史诗里的神灵从不直接干预人的质疑,对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的“冒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神的大度里有诗人的雅量。事实上,诗人不仅允许人物质疑卜释,而且还以他的方式暗示神致的兆示有时似乎确实可以商榷,因为它们并非总是十分明晰,个别情况下甚至可能互相矛盾。对于间接的质疑,亦即上文谈到的民众或士兵群众对卜释内容的淡忘,诗人的宽容更趋明显,几乎达到了默认的程度。当然,诗人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公众的淡忘是一种间接的质疑,但事态本身毕竟是存在的,不能,也不容否认。诗人客观“记载”了希腊人认知观的进步。
荷马不忌讳史诗人物质疑卜释(包括提出新的或不同的见解),在这方面表现出一位大诗人的宽容。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质疑卜释既不是诗人愿意从正面进行鼓励的举动,也不是他有意提倡的史诗人物对神致的兆象和占卜之术应取的态度。在荷马史诗里,质疑卜释总的说来不是一种正确和令人欣慕的举动,不会给质疑的当事人带来好处。通过结果或结局对质疑事实上的否定,诗人想要告诉人们的是这样一条“真理”,即质疑卜释通常对等于错误,不信神致的兆象是鲁莽和愚蠢的行为。一般说来,公开质疑卜释不表现当事人的睿智。相反,它暴露当事人的狂傲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时局的错误判断,表明他们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荷马史诗里,质疑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诋毁神意,更不是为了宣扬无神论, 而是为了用事实(即质疑者的错误)证明卜术的价值和卜者释言的正确。这一点在求婚人的经历和结局中看得尤为明显:他们忽略兆象和预释的警示,“帮助”命运的兑现,自以为聪明,实则愚不可及,非常“主动”和积极地做下不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蠢事。欧鲁马科斯死于非命,被奥德修斯发箭击杀。总之,在荷马看来,质疑卜释不是明智之举,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不应或不宜做出这样的举动。奈斯托耳和奥德修斯都不曾质疑卜释,而他俩是史诗里(活着的)最具智慧的聪明人。崇高的地位和显赫的身份都不足以有效支持人物的质疑,不能梗阻释言的“实施”。质疑或许需要勇气,却从不代表正确。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都有显赫的身世,是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战功卓著。然而,当他们受激情(或豪情)的驱使而质疑卜释时,他们却错了,尽管倘若有意辩解的话,二位或许都可以讲出各自的道理。卜释之术或许不总是那么精确,它的运作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作为一个反映神意的手段和沟通神人意愿的渠道,它是有效的,应该受到尊重。荷马不鼓励人们滥反传统。在他看来,维护既有的神学道统比对它的反叛更能体现人的睿智,更为有利于人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命运多舛的生存。
然而,不幸的是,在忠诚捍卫卜释的神学道统这件事上,荷马错了,因此很遗憾地并不代表先进。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他的抱残守缺是出于某种善意,但历史不会像我们一样看重情面,它所注重的经常不是人的愿望,包括伟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事变的客观进程。好心也能办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卜释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荷马的权威未能阻止西方思想史符合自身规律的发展,虽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位伟大诗人在守旧的同时,不仅也适度体现了理解和宽容,而且似乎还歪打正着,以他的方式告诉人们,研究西方认知史的发展,追踪西方人对卜释的质疑,后人应该从他的史诗里寻觅源头。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刊于《国外文学》2007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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