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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并且做出贡献，是在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对政治活动兴趣锐减，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之后。他对国图的贡献，表现于由京师图书馆向国立北平图书馆过渡并有着长足发展的时期，这已到了他的晚年。
早在1916年，他的学生蔡锷(松坡)逝世后，在极度悲痛之余，他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但直到1923年才在北京的北海快雪堂成立，次年又在西单石虎胡同开辟第二馆。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被推为董事长。同年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订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因北京政府经费拮据，无力支付原议定的双方每月支付经常费4000元的条件，拟建中的国立京师图书馆便暂由中基会独力经营，名之为北京图书馆，因馆址在北海庆霄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更名为北海图书馆，原京师图书馆则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
馆长梁启超住在清华园，不能到馆内办公，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梁启超遂聘袁同礼(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兼目录学教授)为图书部主任，主持馆务工作。
梁启超潜心于在清华园里讲学和著述，身体又多病，很少到馆办公，但对馆内的大政方针和一些重大事务，诸如图书分类、采购善本书、经费来源、制度建设等事皆亲自过问，参与研究。
他知人善任，选定了精于图书馆学、毕生尽瘁于图书馆事业的袁同礼来馆主持馆务，实是对国图发展的一大贡献。
袁同礼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任职时间最长、对馆务工作最为熟悉、在国图百年发展中(前四十年)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从1928年7月到1948年12月，他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整整二十年。北平图书馆建立之初，因馆长蔡元培系兼职，平日不来馆办公，由副馆长袁同礼行使代理馆长职责。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后，袁就升任馆长了。
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南迁，袁同礼积极同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密切合作，使馆藏图书资料能够为由于匆匆南迁而缺书少书的大学师生使用，与大学联合起来，共渡战时的难关。他还派出馆内工作人员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协助工作。袁同礼又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名义，向美、英等国的大学、学术文化团体呼吁，请他们向遭受战争苦难的中国捐赠图书，他把外国友人的赠书，分配给各大学使用。
袁同礼对国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广泛搜求图书典籍文献资料;着眼于藏书的广泛应用;积极领导编制书目索引;大力扶植培养图书馆事业专门人才等方面。
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抗战期间，袁同礼先后同长沙临大、西南联大等高校科研单位合作，组织成立中国战事史料徵辑会(简称史料会)，他与冯友兰、刘崇鋐、姚从吾、钱端升、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组成委员会，袁同礼、冯友兰为正、副主席，指导徵辑、整编工作。除了在抗战前方、后方、沦陷区、国外搜集，袁同礼还亲自向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申请，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收集到不少革命书刊、文献史料和相关纸品资料，充实了馆藏。如今国家图书馆入藏的不少珍贵革命文献、抗日史料，就是那时征集到的。
注意广泛征集图书资料以充实、丰富馆藏，这是袁同礼也是国图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笔者收藏的这本《馆务报告》，扉页就有用大号字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启事》，提出：“深企祷倘蒙不遗在远以中西文图书惠赠或寄存敝馆者，无任欢迎，望嘉贶之遥颁戴高情于靡既林风伫候，敬希鉴察”等语。而在本书的“附录六”《赠书人名录(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中，就有丁文江、朱师辙、余上沅、沈尹默、胡适等120人和大陆银行、大夏大学、山西省立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省民政厅等146个单位赠送了大批书刊文献资料。
《馆务报告》还刊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书籍目录，可见，当时馆内虽然尚无出版社的名目，但却已把“编纂与出版”作为本馆年度工作之一项来总结。这一年，就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李慈铭汉书札记》以及《北平图书馆丛书》等多种图书。而笔者收藏的另一本袁涌进编、由袁同礼、周作人、刘国钧作序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1936年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为“中华图书馆丛书”之第十一种，似为中国最早研究作家笔名的专著)，亦为北平图书馆出版发行。我想，这似应为今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滥觞。当我们看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不断出版的那些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印刷精美、颇受读者欢迎的书籍时，我们不应忘记当年前辈们的筚路蓝缕之功。
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进入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之列，这些事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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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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