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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报告》明确提出了本馆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工作方针，规定了在购书、研究、阅览、行政四个方面的大政方针。
购书方面 提出：
(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之图书馆;
(二)为供给科学(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之图书馆。
研究方面 提出：
本馆为行政机关而非研究机关，它与科学研究院的任务迥然不同，“其事业不在研究本身而在如何供给研究者之便利”。这就明确了国家图书馆的服务宗旨。
阅览方面 《报告》提出：
“中国公家藏书向来注重收藏，本馆目标则注重应用，亟愿以此已有之基础，供大多数人之利用。”这就明确了国家图书馆不同于以往之宫廷、官府、书院乃至私家藏书楼，它是以书籍的流通、应用为目标。
行政方面 《报告》提出：
“本馆用人办事向主严格，宁留缺额，不纳冗员，为事择人，不因人择事，对于专门人才尤愿罗致。”
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至今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它一直成为国图的一个优良传统。并非如后来的某些地方图书馆那样，或从照顾亲友，或从取悦于某上峰，或为了安置某些无处安排的人员等情况出发，图书馆便容纳了一些不适宜于做此工作的人，成了此等人的赋闲养老之所。
说起“对于专门人才尤愿罗致”，此话不虚。那些年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学识淹博、精于鉴别、专业造诣颇深又兢兢业业于图书馆事业的专门人才。从馆长、主任、组长到一般工作人员，我们可以举出长长的一大串名字：蔡元培、袁同礼、梁启超、陈垣、刘半农、马叙伦、马裕藻、马衡、马廉、李四光、胡适、胡先啸、顾颉刚、徐森玉、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谢国桢、丁文江、叶企孙、向达、任鸿隽、孟心史、孙楷第、严文郁、李耀南、吴其昌、陈任中、陈璧如、赵丰田、袁涌进、钱稻孙、梁思庄、梁思永、蒋复璁、傅惜华、曾宪三、谭其骧等。
开辟梁启超所遗藏书专藏
馆务报告所述的这一年，经费紧张，中文书购书费12000元，西文书购书费56000元。中文购书在徐森玉、赵万里主持下，搜求的重要珍本书有：对研究明清之间史事和满洲先世之事有极高价值的清乾隆年间禁书数种，珍本戏曲小说秘笈多种，近代史料书(包括鸦片战争、义和团等重要史料)数十种，宋元明善本书多种，影钞《永乐大典》多种，共1698种，13002册又108页。还购进了宁夏出土的西夏文经99册又5页。
合并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很重视图书的编目分类工作，一改以前的旧式图书编目模式，是以卡片式为主，拟编成“分类目录”、“著者目录”、“书名目录”、“排架目录”各一份。为此，特聘刘国钧博士主持其事，又聘谢国桢协助。
索引的编制也是它十分重视的工作，仅在这一年中，就编制了《杂志论文索引》、《传记索引》、《文集索引》、《藏文书索引》、《满文书索引》等5种索引书。
这一年，北平图书馆还做了一件可列入士林或书林佳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很有积极意义的大事，这就是开辟了梁启超所遗藏书的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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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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