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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学科的超越——写在顾颉刚妙峰山香会调查100周年
作者简介：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撰有《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旨趣》《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等著作十余种及论文多篇。
一
我首先从顾颉刚与民俗学谈起。
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奠基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从来都是以史学家著称的。他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主要是在史学领域中的方法论，“古史辨派”也是史学领域的学术流派。很多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都强调了他在民俗学上的贡献，但我认为，虽然顾先生研究民俗，但不是进行民俗学研究，或者说，他没有着力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他后来回顾说：“予自1918年至1929年，对民俗学曾加注意，而发端则在1913至1914年之嗜好戏剧，关于剧中古史之变化发生兴趣。其后探讨古史，大率本此方针。惟因他方面之吸引力更强，遂尔辍业。”
我认为，顾先生的学术观点、方法和立场是在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影响民俗学的，他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学术，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独特而且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去反思传世文献或书面材料的。他少时从家居日用器具中常见的文王百子图引发出对“文王百子”这个说法的质疑和解释。青年时代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来自北大歌谣研究会对民间歌谣、故事的搜集，他指出孟姜女故事是一个层累地建构起来的文本，因特定的时代和区域特点广泛传播和丰富，从而发展成为对古史文献进行解构性研究的方法论。另外，他的“打破地域向外一统”的观念，是他后来对历史地理学建设的思想基础，也与他早期探讨传说故事的起源和传播有直接关系。他对京西妙峰山香会的调查，成为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早期范例，但他自己明确说：“社会的研究，是论禹为社神引起的。……我很愿意把各地方的社会的仪式和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来的社祀的历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衔接起来。”
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出发去发现历史问题、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的新方法，并得出新的假设，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超前了半个多世纪，是顾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也给我个人的研究以极大启发。他意识到，对于史书中记载的上古圣王，“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看时，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这种看待史实与故事的辩证眼光，不仅超过了当时的大多数学者，也是今天的许多人所不及的。我们今天看待族谱中关于祖先来历的叙事，就应该秉持顾先生这样的态度。
二
前两年我对唐传奇《柳毅传》做了一点新的解释，成为我的新书《猛将还乡》的部分内容，就是学习顾先生的方法。顾先生读书笔记中提到另一部唐传奇《李娃传》，说“《李娃传》所记为唐代挽歌”，这个角度我没有想过。他写道：
挽歌自古有之，终封建社会未尝绝。余自少迄壮，居苏州、北京两地为多，逢姻戚家有丧事，恤以五七出殡，前一夕延僧做佛事，……其所用乐器与民间俗乐无异。故虽僧亦能唱小调，实即古代挽歌之遗风也。
他在眉批中还抄录了宋人《吹剑录》和元人《古杭杂记》中关于丧葬礼仪的记载以印证之。他因为有生活的体验，从而可以有与文学研究者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一个文学文本。在别处他也提到，“杞梁妻故事之盛行，殆由齐人取以做挽歌之资料而来。”
虽然没有看到顾先生对《李娃传》的进一步研究，但这启发我假设，这个文本可能不仅是一个妓女和官宦子弟打破社会等第约束的爱情乌托邦，也可能是暗示了一个以歌舞为生计的女子与一个曾经沦为挽歌手、从而具有同样底层生活经历的官宦子弟可以平等结合的无奈现实。特别是想到，在我们一直强调的那个门第森严的中古社会，一些民间权威和大众知名人物的社会身份未必那么低下，而要看是在怎样的社会框架内去衡量。
三
我们学习顾颉刚，最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上。最近我在两个学校做的讲座，都是由施爱东的一项研究引发的，因为他最近关于东南沿海地区“沉东京，浮某处”传说的研究，以及关于北京“八臂哪吒城”传说的研究，都很精彩；在研究方法上，就有顾颉刚浓重的影子。说句实在话，我们学民俗学出身的人，无人不知顾颉刚，无人不晓《孟姜女》《妙峰山》，但真的沿着顾颉刚的路子走的，好像没有几个。在历史学领域也没有太多。顾颉刚的妙峰山进香，是以北大国学门的名义组织的，今年100周年，北大却悄无声息，倒是去年中山大学校庆新办的展览对这个传统大书特书，让人汗颜。
读了施爱东的文章，让我产生了技痒难耐的感觉，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生都去读一读，所以就以讲座的形式添一把火。他对“沉东京，浮某处”传说的研究，对“沉东京”做了细密的解析，我则对“浮某处”的解释上做了一点补充；他关于“八臂哪吒城”传说的来历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我则更关心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说唱艺人创造了这样的故事，进一步说，乡村多有关于祖先来自何处的说法，而城市中却多有建城传说，无论它们是何时产生出来的。这些想法，来自我们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怀，无论这些文本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我们都必须从人的行为去理解。
四
当然，有些同行对继承顾颉刚的传统并不赞同，这也正常。不过，我认为我们学习的是顾颉刚开创的方法，而不是结论。顾颉刚的方法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文本批评的方法，并不限于某个学科，我们不要以学科界限去狭隘地看顾颉刚。他不仅不局限于以文献批评文献，即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也不限于以口头文本去批评书写文本，而且是以民众的生活实践去理解和重释口头的和文字的文本，这正是我们不同学科纪念顾颉刚妙峰山香会调查百年的意义。
顾先生在《民俗周刊》发刊词中的口号“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最能说明他的目的。他研究民俗的目的在于改造旧史学，创造新史学。1924年，顾颉刚写道：“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1927年顾颉刚刚到中山大学任教之初，学校派他去江浙购求图书，他在计划书中提出搜求的图书有16大类，包括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与个人生活的记载、账簿、汉族以外各族文献、宗教及迷信文献、民间文学、教科书、实物的图像等等，目的是使“从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而这正是近40年来我们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地方民间文献的先声。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学术取向已经形成将近百年了，我们还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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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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