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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终”与“死”、“休”与“息”的关系分析刘宝楠和钱穆的注解
“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朱子的这句注语已经在追慕那在把“慎终追远”径直解为“丧尽其哀，祭尽其敬” 的注解中的未尽之意了。这种通过追溯文本本字字源而为之训诂的方向，在继承了乾嘉遗风的刘宝楠对曾子此言的注解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虽然他又错失了宋学的义理关怀从而耽溺与较为纯粹的字义考证，结果但得散字，不见大体，因为一句话的大体是只有把这句话中的所有散字会到一起从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体会的时候才能够会得的。
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一句下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孔安国(通过何晏所记)和郑玄对此句的注解下面——这一区别并非无关紧要，而是事关大体——，对曾子这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字分别作了一个旁证博引的疏解。以此，刘虽然弥补了孔安国和朱熹的缺陷，回到了曾子原话本身的每一个字，然而他又错失了曾子原话本身作为一句完整的话。这与刘宝楠《正义》之为《集解》的集解并非没有关系：一旦把注经—— 《论语》自汉以来实处于经书而非子书的位置——降低为实际上的注传，乃至注注，那么唯求字义落实、不顾经义大体的偏至就会是不期然而然的了。
由于刘宝楠在《正义》中所作的字义疏解旁征博引，颇为繁杂，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为了指引我们的思路，这里只需特别提出刘的批注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两点：第一点，在解释“终”的时候，他引述了《礼记·檀弓》里的一句话：“君子曰终，小人曰死。”这句话对于回答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几个“何以能”的问题将是关键性的指引，对于拓展我们后面的进一步思考也将提供关键性的启发。第二点，与我们在前面所作的一点思考不无吻合，刘宝楠也明确地批评孔注说道：“然此文 ‘慎终’，不止以尽哀言。”但是他说这话的意思仍然只是局限在一些细节的考辨上面：他随后引证“《礼·杂记》云：‘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敬’与‘谨’同，即此文所云‘慎’也。”也就是说，当他说“‘慎终’，不止以尽哀言”的时候，他的意思只是说要以“尽敬”言之才算是尽其意了。然而，我们的问题仍然在于：即使以“尽敬”言“慎终”，我们曾经提出过的一些“何以能”的问题——即“(慎)终”何以能被解为“丧”，“(追)远”何以能被解为“祭”?“慎(终)”与“追(远)”何以能被解为“尽”?在被解为”尽”的时候是不是恰恰有所未尽?——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释、释怀。也就是说，即使解为“尽敬”，亦犹有所未尽也。
为什么仍然有所未尽?我们也许可以从上述第一点入手来探寻原由——我们说探寻原由而不说寻找答案，因为原礼乃是源礼，是探寻一条通达渊源的道路，而不是寻找对于某个问题的固定答案。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路标，然而问─答决不是为学之究竟能事。作为一种思想之努力的原礼决不是出于认知的兴趣而考察礼的“人类学”起源，原礼乃出于源泉之召唤而欲有所兴起也。在我们从刘注中撷取出来的第一点中，刘引用《礼记·檀弓》里的一句话说道：“君子曰终，小人曰死。”这句话可谓点明了原儒丧葬之礼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一点，且容我们暂先引用钱穆在他的《论语新解》中对“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段的评注：
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葬祭之礼，因此乃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即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孔门常以教孝导达人类之仁心。葬祭之礼，乃孝道之最后表现。对死者能尽我之真情，在死者似无实利可得，再生者亦无酬报可期，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乃更见其情意之真。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此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于死者尚所不忍，其于生人可知。故儒者就理智言，虽不肯定人死有鬼，而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则慎终追远，确有其不可已。曾子此章，亦孔门重仁道之一端也。[32]
我们暂且不辨析这段评注中的细节问题 ——比如说，钱穆这里所谓的“灵魂”、“鬼”、“宗教”等等词语都是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后的现代汉语语境中说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对勘钱穆的话与古人的话时是需要一个词义辨析过程的。我们暂且放下这些工作而径直认可钱在此所说的大意——在经过今古词义辨析之后，他说的大意是基本不错的。他说出了先王制礼做乐 “底下”的“难言之隐”。《礼记·檀弓下》有一句人们不忍提及的话：“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所谓“丧有死之道”，郑玄注曰：“言人死有如鸟兽死之状。鸟兽之死，人贱之也。”不忍提及，然而这是实情。儒者礼教之大勇大文正在于直面此一难言之实情，然后才有所谓鬼神，才有所谓丧祭之礼，才有——甚至有——所谓：“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33]如此“不合逻辑”的“逻辑”在其它很多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看来完全是匪夷所思的。在他们看来，要么是虚无主义，要么是基础/实体/理念/信仰主义的哲学和宗教，再要么就是高贵谎言的政治智能。可是儒家礼教政治思想概不属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
个中道理，在《檀弓下》的另一章里通过子游的话说了出来——这段话可谓是以至朴而言至文者，从中我们也许可以感受到儒家丧、祭之礼的文质彬彬或者说质朴地沉痛着的“郁郁乎文哉”。这段话是子游对有子说的：“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见其有飨之者，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34]
在荀卿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尔则玩，玩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优生也。”[35]
只有在上面所讲的人死苍茫的语境之中，我们也许才能够理解那句著名的孔子对子路之问的回答。“‘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6]那些根据这句话而把孔子过分轻松化和逍遥化的人根本没有体会到孔子说这句话时的厚重与苍茫。为了体味这种厚重与苍茫，从而把握儒家丧祭礼仪的“前概念”、“前知识”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我们也许还有必要对《礼记·檀弓》中所记载的孔子葬母的故事进行一个现象学─解释学的分析。故事的记述如下：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闻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再三而不应，然后乃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死守古礼的“顽固分子”的形象吗?长期以来，无论崇拜者还是讥讽者，人们共同认可了这样的一个孔子形象。如此认识孔子的人从来没有探访过古礼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和人心情境的源头，他们没有问过：为什么“古不修墓”?为什么夫子再三不应、泫然流涕?以死丧之无奈也，是所谓“先王之所难言也”。死之所以曰丧者，以其无如之何也。这样一种“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37]的仿徨无奈心情岂不是“未知生，焉知死”这一句看似轻松之语的苍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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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2006-01-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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