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从北宋到清朝初年，晋祠内圣母、唐叔虞和水母分别作为皇权、儒家官僚和乡民社会各自崇奉的神灵，在祭祀和庙宇修缮上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本文通过描述这一具体的历史进程，与列文森关于儒教中国中皇权与儒家官僚关系的看法展开对话，提出儒家官僚的春秋理想与皇权的大一统追求之间的张力使这两者不可能在反封建的基础上达成合作，而是应该将乡民社会考虑进来，在宗法制度和丰产祈求的共同主导下看待传统中国的结构。

　　关键词：皇权;儒家官僚;乡民社会;封建;丰产

　　晋祠位于晋源镇西南10里，背靠悬瓮山，前临晋水，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著名风景区。关于晋祠的最早记录出现在郦道元《水经注·晋水》中：“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郦道元，2001：53)。同一时期的《魏书·地形志》也提到“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温曰鉴，1914)。可见，晋祠最早是祭祀晋的始封之主唐叔虞的祠堂。晋祠的主神在宋以前一直都是唐叔虞，直到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新晋祠碑铭并序》中，唐叔虞的位置也没有动摇。但几十年后，昭济圣母突然出现，将唐叔虞从主神位上挤了下去。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高汝行主持重修晋祠时，在圣母殿南侧又建了一个梳妆楼，楼中坐瓮女神就是后来的水母。晋祠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庙宇，而是一个开放的庙宇群，其中，最重要的神祇就是唐叔虞、昭济圣母和水母娘娘。本文即是要通过对宋代以后这三个神祇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梳理，来看国家、知识分子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结构。

　　一、中国汉人宗教研究的两种二分法

　　对中国汉人的宗教研究历来存在两种二分法，一种受到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的影响。如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包括台湾和香港展开的系列研究，不论着重于宗族组织和祖先崇拜，还是着重于道教的各种民间和官方形态，其共同的追求都是理清这一区域从南宋礼下庶人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论这关系是合作、对抗、包涵、塑造、一体两面，如此种种，均是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证明与证否。①葛希芝与魏乐博网罗了大部分最重要的西方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研究的作品，并做了简要的比较分析，他们说：“精英群体统治了中国的话语权，不论是关于自然的认识还是关于社会政治的合法性。然而中国大众的概念(比如命)和实践(比如神灵附体和对钱的象征意义的运用)，以及大众对国家仪式的参与，使得我们可以审视被统治者的视角，以及这视角的社会结构”(Gates & Weller，1987)。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可以将历史的深度一直延伸到明代，也就是西方学者通常所说的“晚期中华帝国”，其本质上是蒙元的统治结束，儒家正统重新夺回在官僚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在人类学中，这种研究大多会对小传统的多样性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细致的分析，但几乎不去关心大传统内部的复杂结构，及其所存在的巨大张力。另外一种二分法则认为，从汉代开始，中国本质上是个儒家帝国，知识分子与皇权的关系、知识分子之间和知识分子与宗教教派之间的关系才是理解中国的关键，所以，他们走进了远比晚期帝国要长远的历史当中，在大传统内部以皇权的宗教实践为一方，以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的实践为另一方，形成了另外一种中国宗教研究的二分法。而中国大众的宗教实践，在他们看来，即使有些不能从大传统的某种衍生形态中得到说明，本质上也不会影响对中国的理解。这一路径的源头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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