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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历法“二元社会”的评议
民国初年改用阳历，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识，也是革故鼎新、万象更新之明举。为了“改正朔”、求“世界大同”，民国政府必须适应世界潮流，采用并推行阳历，庆贺阳历新年;但考虑到民众习惯势力的强大和民俗文化的深厚，又不可能骤然废弃阴历，不得不阴阳历并行。然而，阴阳历并行，必然会出现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的对峙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
在民国初期推行阳历而形成的“二元社会”格局中，采用阳历的社会上层占据着主要的社会政治资源，貌似力量强大，但推行社会变革的影响力还比较脆弱。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看似势力弱小，但却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强大的、持久的社会势力，是可以与上层社会相对峙的无形的潜在势力。社会下层民众的强大，来自几千年形成的与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来自下层民众的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正因民众下层势力的深厚和强大，在民初历法问题上，尽管阴阳历并行，实际上阳历除民国纪年外，始终没有被广大的下层民众接受，阴历仍然占据着民初社会的主流。
民国初年采用阳历而不废阴历，乃是民国政府照顾一般民众的习惯和尊重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不得不采取的折衷办法。中国阴历沿用二千多年，早已为社会一般民众所熟习，更重要的是，与阴历岁时相关，民间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祭祀祖先、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这种民俗文化，已经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决非骤然能改变的。同时，中国农历的岁时节气，是从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已经融入广大农民耕耘劳作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阴历除夕，作为一般商民结帐的时节，也已成为社会民众日常经济生活的惯例。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习惯和浓厚的民俗文化，民国政府在改用阳历后，是不可能立即废除阴历的。阴阳二历并行，显然是必然之策，但也确实是稳妥之举。
“易正朔”后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格局，是一种既对峙、冲突，又妥协与调适的“互动”关系。社会上层采用阳历，并逐步加以推广，而社会下层民众则仍继续沿用阴历，与社会上层产生了较明显的双向选择局面。在这种格局中，由于政府鉴于民众惯常势力的强大与深厚，并没有采取过激的手段推行阳历，而是采取了阴阳二历并行的折衷策略，因此，双方的不同选择，并没有演化成暴烈的冲突。相反，在“二元社会”格局中，却表现出明显的妥协与调适一面。社会上层在采取阳历问题上，不得不一再迁就、屈从于社会下层的习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下层民众受社会上层潜移默化的影响，对阳历及阳历节庆逐渐了解，并不断参与到社会上层提倡的阳历诸多节庆活动中。这样，在 “二元社会” 既对峙又调适、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过程中，阳历缓慢地扩展着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民初改元，一般民众虽没有接受阳历纪岁及阳历节日喜庆，仍然照过阴历节日喜庆，但他们毕竟承认“民国”纪元，废止采用清廷“宣统”年号，接受了民国政府“改正朔”观念。由晚清的纯采阴历，到民初的阴阳历并用、以阴历为主，再到30年代的阳历为主，阴历为附，体现了民国时期阴阳历法演进的基本轨迹。
民初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对峙与调适，说明社会风俗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社会风俗有良风美俗与恶风陋俗之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俗，往往是利用上层的优势政治资源，对下层社会施展其影响，以倡行良风美俗，而革除恶风陋俗。这样的移风易俗，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立意高远、初衷甚佳的社会变革举措，由于政府利用行政势力强行推行，往往会收到短期的成效，但却无法持久，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必然受到社会下层的消极抵制。下层民众传统习惯的强大与顽固，往往超出当政者的想象，它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无形的、持久的、深厚的，经常会迫使社会上层逐渐改变激进行为，不得不采取妥协与调适态度。对于像废除阴历这种社会变革，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阴历年节岁时中固然有许多敬神祀鬼等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时、祭祖、喜庆等有关的东西，政府推行阳历、废除阴历的目的，即便是旨在扫除封建迷信，但这些封建迷信又是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简单地一概地废除。
所以，政府推行的移风易俗这种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必须采取慎重的渐进方式。对民众的传统陋习既不能一味姑息迁就，也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手段。如果政府推行的社会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尤其是如果能很好地处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从这一点看，社会变革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远比政治革命困难，也更具有渐进性和缓慢性。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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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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