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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国改元后，全国报纸多采用阳历，但为习惯所制，同时标识阴历年月日。例如，在《大公报》上不仅标有“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二十一号，中华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而且同时标有“即葵丑年正月十六日”。每至阳历新年，为了庆贺新年，报刊多停刊休息，作为点缀。但到了旧历新年时，报刊却因旧的商业习惯，也不得不停刊结帐。《大公报》在解释此中原因时说：“即吾侪报界，既负有营业性质，自不得不服从社会，休刊数天，以为清理帐目张本。”[62]这种情况表明，负有引导民众言行的报界，在采用阴阳历问题上，也不得不屈从于社会习惯势力。
新历法推行后，完全按照阳历来安排学校学历，肯定与习惯上的旧历年节不合，并带来诸多不便。受社会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人们在安排学历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折衷阴阳、照顾阴历年节的意见：“年假从阳从阴之说,身任教育者,必已筹度及之。以社会习惯论,元年度之年假,仍从阴历为宜。……照章年假为二周，纪念假为一日,则元年度之年假可以通融办理。将阳历年假及纪念假定为一周,正名为年假。阳历年尾放假一周,谓之寒假,于名必尚无不通，于事实上可减妨碍,使社会习惯,转移于无形,而新章庶有实行之期矣。”[63]
这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聪明的变通办法。在这种变通背后，正说明社会下层民众的习惯势力的强大与影响的深刻。
社会上层推行阳历，举行阳历新年庆贺，受军政当局政治势力的压迫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层民众，特别是城市商民在采用阳历、过阳历新年时，也曾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和点缀。一般城市民众对阳历新年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步加重。以上海为例，城市中商民点缀新年的气氛日益增多：“本年元旦，各马路各市街之状况，已较去年进步。即如著名之南京路，除茶食铺、照相馆、点心店、及微小之商店外，一律停市休息，高悬国旗，且凡加入马路联合会者，均贴有‘庆祝元旦休息一天’等字样。”[64]
在新年庆祝形式上，也有一些变化，出现了官厅与民众互相“吸收”的新动向。明信片，作为上层社会机关学校庆贺“官府之新年”的贺品，也逐渐被一般民众作为庆贺“百姓之新年”采用。据报载：“书肆中，则以各校学生，太半返里，故逼近年底，顾者寥寥，惟贺年片之消耗率大增。……据邮局中某君之言曰：‘今年之邮寄贺片，较往年为多，甚至未能写字者，亦纷纷投贺。’”[65]
在上海，阳历元旦时，商民逐渐加入了庆贺的行列，逐渐成为上层社会庆贺阳历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24年上海庆祝元旦时，《申报》曾报道：“本埠军警政司法各官厅，驻沪各国领事署，及泊于浦江中之中外兵舰，一律停止办公务，男女各学校亦均放假，中西各商号亦多休息，均悬挂国旗，张灯结彩，同申庆祝。官厅方面，并于今日上午接待来宾，互贺新禧。”[66]不仅军政机关、学校自然成为庆祝“官府之新年”的主角，“中西各商号”为代表的商民，也逐渐从下层社会中浮出，加入到庆贺阳历新年的上层社会行列中。这种微妙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族工商阶层的崛起。
在华中重镇武汉，军政当局也极力过阴历新年：1919年旧历新年到来时，武汉军政界举行庆贺，“军署副官处省署总务科于二十九日分发油印传单，通咨全省军政各机关阴历新年自除夕至初二日止，军营停操，法院停讼，官署停公，税局封关各三日。所有参见拜年宴会各俗例一律禁止。惟元旦日为春节佳期，就军署设立香案，举行庆祝，以张国典。斯日上午九时，军职团长以上，文官荐任实职，各着礼服齐集军署大厅，列班行礼。”这种情形，集中体现了上层社会对一般民众“百姓之新年”的迁就。而武汉商界，也采纳了一些上层社会庆贺“官府之新年”的形式———“团拜会”，来庆贺自己的“百姓之年”。据报载：1919年春节时，“武昌总商会于元旦日举行团拜，各帮董全体到齐，其踊跃为从来所未有。先行团拜礼节，互相品评旧年各帮营业之兴衰，随开茶点而散。”这样，在武汉街头，也出现了一种迥异于阳历新年的现象：“自元旦起，商民居户闭门停业，迎来送往，至四日始有少数开张者，而锣鼓声鞭炮声呼吆喝声声声入耳。”[67]
就是在这种“迎来送往”的“锣鼓声鞭炮声呼吆喝声”中，上层军政机关不自觉地复归并融入了下层百姓的风俗习惯中，从而使的“二元社会”得到调适。值得说明的是，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无论如何妥协、调适，也无法改变民国初期社会以阴历为主、阳历仅为点缀的格局。[68]况且，新旧历并用，官府注重阳历新年，而民间重用阴历新年，自然会引起实际使用上的不便和混乱。这实际上埋下了日后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的机缘。
这样，在历法问题上形成的“二元社会”，既有互相对峙、互相冲突的一面，也有相互妥协、相互调适的一面。而两者间的相互调适，一方面体现在北洋政府迁就民间习惯，对民间采用阴历、过旧历新年的默认、放假与庆贺，官厅过阳历新年时借用民间的庆贺方式，令一般商民作点缀，放假休业、停刊、庆贺等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民间民众对政府的迁就，默认、甚至遵行国定纪念日，在阳历新年作一些点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演进，正是在这种上层与下层的对峙与调适、新势力与旧习惯的冲突与妥协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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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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