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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法“二元社会”的调适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公元纪年，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改变清廷的“正朔”，是主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者与主张改良的立宪派的共同思路。晚清革命志士用孔子诞辰纪年，以黄帝诞辰纪年，都含有这样的意思。以阳历纪年，还有一义，即与世界历法接轨，“求世界大同”之义。“辛亥鼎革后，民国纪元，改用泰西历法，一以趋世界之大同，一以新国人之耳目，意至善也。”[35]实际上，“改正朔”观念和“趋于大同”思想，正是推行阳历的两大动力。对此，当时宣传采用阳历者曾说：“民间习惯虽不能一时改革，要当逐渐转移，新者既行，旧者自废，此天然之定理，况在国家正朔之大端乎?”[36]即使到1920年，人们在面对“二元社会”的现状而力谋改良的主要理由，也是这种“易正朔”观念：“呜呼，国家正朔，亟宜上下遵守，而犹旁出枝趋，未能收统一之效果。其果积习之相沿乎?抑亦因循苟且，治事者之惮于改革乎?”[37]
然而，这次“改正朔”，与中国历史上开国之时的“定正朔”有本质不同：过去仅仅是改了一个皇帝的年号，沿用的仍是中国夏历(农历)，主要的岁时和与之相关的礼仪习俗、风俗信仰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保存，并没有根本触动。但民国改用阳历则不然，它所用的是一种迥异于阴历的西方新历法(阳历)，它的推行，意味着旧历中的岁时、节气及因此附带的民俗文化的变革，甚至推翻，这自然是社会一般民众难以接受的。这不仅仅是风俗习惯上的不合，而是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变，是整个下层民俗文化的转型或转轨。这些民俗文化，与中国农业社会相适应，与农民的日常农业生产相关联，如果中国以农立国的基本社会形态不改变，要根本变革这种民俗文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对此，《大公报》的一段评论，是颇有道理的：中国旧历“与农田水利经济社会有密切之关系，颇有不容漠视之价值。以农事言,二十四节气为农民所奉之圭臬;以水利言,朔望两弦,为航行所恃之指南;而三大节算帐之制度,尤与中国经济组织有密切关系。中国之社会，一农业社会也。而是节算帐之制度，即与农业社会有灵敏之呼应。”同时，“中国旧历已沿用数千年,与历史文化之接触甚为密切,若端午中秋,重阳等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等,非可根本抹煞者也。”[38]
既然旧历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商业利益及民俗文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它便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阳历取代阴历决非易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旧历的岁时节令，与一般民众的婚丧嫁娶、修房祭礼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单就祭墓为例：“夏历正月十五夜间，民户皆向祖先坟墓设烛，名曰‘送灯’，或有以面为之者。清明节，民人均祭墓，焚化纸钱、包裹、冥衣，并有修坟添土者。夏历七月十五日，民人均祭墓，焚化冥镪。夏历十月初一日，俗称‘鬼节’。是日除墓祭外，并焚化纸钱、冥衣于墓侧，曰‘送寒衣’。除夕前一二日或本日，皆往祭于墓，去墓远则奠于路口。”[39]旧历的节气，与农时关系重大，每一节气，都有许多农谚，农民按照这样的节气来耕种行事;这样的节气，包涵着农民的许多重大活动——祭祀、耕作、婚娶、赛会等。据湖南《醴陵县志》载：“民国改用阳历，而民间率用阴历年底结帐，又农时亦以阴历节气为便。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非独吾醴然也。”[40]这何尝不是阴历节气难以废止的原因所在。
正因如此，改行阳历、废除阴历，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千年中国的日常习惯，而且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众所赖以生活的深厚的民间风俗文化。因此，采用阳历，显然是对中国几千年民间习俗文化的挑战。这样，看似简单的“改正朔”、“新纪元”，实际上包含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意味着这场社会变革的难度，远远超出了当时推行者的预料。对此，时人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改革民众习惯的困难：“一国之习惯，积数千年之政教之历史之风俗成成者也。事既成为习惯，即如第二之天性，虽百变而不能离其宗。”[41]要变革此“第二之天性”，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推行阳历后在某些方面出现一般民众潜在的、消极的、但却是持久的抵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历法上“二元社会”对峙，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上层对下层的压制——强制性的、有形的，但却是短暂脆弱的;二是社会下层对上层的抵触——消极性的、无形的，但却是持久强大的。而这种持久强大的无形力量，正来自社会民众所代表的民俗文化——所谓旧的习惯势力。
民国改正朔、采阳历，军政界、教育界、报界及社会上层人士，多是能够理解并给予支持的;尽管政府考虑到习惯势力的存在，并没有废弃阴历，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还是力谋推广阳历的。1912年8月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了《教育家宜较正历法之习惯》一文，阐述了上层人士对于历法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文章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沿用阴历习惯，已深社会心理。民国纪元，阴历已经不适用交通发达的现代世界，惟有改用阳历，方能与文明各国同出一致。“惟较正社会之习惯，使人民消灭其旧观念，俾知阴阳二历殊途同归之理由，则全赖各教育家有以划切而明导之。”因此，教育界有责任向社会民众进行宣教，应该从四方面入手，以推广阳历：一是“说明历法之起源”;二是“订正朔望之名义”;三是“指示节候之标准”;四是“变通习惯之节日”。文章建议：除了编订历书、定好历时外，“至学校教授国文地理等科之时，尤须畅发其旨，使确知其理之所以然。而主持社会教育者，亦必不惮烦劳，缕悉指明，使妇孺庸俗，无不通晓，斯不再有误认阳历为洋历者。”[42]
从这篇文字看，当时一般知识精英对改用阳历是支持的，并希望能够通过推行阳历，带来中华民国万象更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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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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