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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
最近几年，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变得热门起来，这个短语似乎已成为学界的一个时髦命题。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学界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所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个短语在当下中国的流行是耐人寻味的，它既反映出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某种适切性，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某种敏感性。
那么，从学理上说，这个短语究竟确指什么?先来看看权威的工具书所作的解释:
艺术与日常生活加以区分的观念正在消解。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两层含义:第一，艺术家们摆弄日常生活的物品，并把它们变成艺术对象。第二，人们也在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许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亦即人们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作是艺术的对象。[1]
依照这一界定，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首先是指艺术活动的日常器具转化为艺术品，这的确是现代艺术的重要发展趋向，它早在上世纪初法国艺术家杜尚的“现成物”艺术中开了先河。我们知道，现代主义艺术有一个显著的倾向，那就是它的精英主义、纯粹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化取向，在纯粹性的追求中将艺术和生活剥离开来。而杜尚骇世惊俗的所谓艺术，显然是以一种棒喝的方式警醒人们，艺术并不只是那些精心雕琢、创意奇特的东西，也许艺术品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艺术品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器具。这种挑战到了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中已是常事，最有影响的也许要数美国艺术家沃霍尔，从汤罐头到啤酒瓶、从新闻照片到包装盒，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品。他的尖锐挑战引发了当代西方美学“艺术界”理论的出现。①不过，在我看来，艺术与生活之间边界的模糊，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远不如上述界定的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亦即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某种审美规划。
在美学史上，审美化一直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未来目标。尤其是近代以来，美学常常不是在早已逝去的古希腊时代寻找意境，就是对尚未到来的某种美好未来憧憬期待，严肃的美学似乎很难把审美化直接派付给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韦伯现代性研究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断言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铁笼”，而审美则具有某种将人们从“铁笼”的压抑中拯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2]142
韦伯说:“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境。因为在这些状况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存在的。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3]34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审美与日常生活似乎是大相径庭的，说今天已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意味着韦伯的论断已经不再有效?换一种问法，是否可以说今天的日常生活已不再有“铁笼”的压抑性质?
二、“后革命的”消费文化
问题的要害由此凸现出来。今天人们热衷于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说的是美学上的那种美好乌托邦的实现，还是说今天的社会生活本身的日常性已经转向了审美化?
最早讨论这个问题之一的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其《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0)一书中，对这个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两个关键词有关，一是消费文化，二是后现代主义。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一方面是质疑艺术品的传统观念，以日常生活中的“现成物”来取代艺术品;另一方面则强调艺术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第二，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这是“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第三，是指“充斥于当代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4]95—100这个界定与前引工具书的解说基本一致，只是多了第三条所谓“符号与影像之流”，亦即当代视觉文化。
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这个语境就是“消费文化”或“后现代主义”。费瑟斯通强调，都市的高楼大厦、百货商场、购物中心，从建筑到广告，从商品包装到个人穿戴，都被“赋予美的预约，提供美的佐餐。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代用品的使用价值之间既统一又有差异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商品具备了一种审美的影像，不管它可能是什么，它肯定会为人们所梦想和追求”[4]112。从这个关于审美化的描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是构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语境。具体说来就是商品及其服务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种审美化似乎已远离了美学意义上那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审美化了。商品+形象=美，这个公式似乎道出了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真谛。法国哲学家德波(GuyDebord)曾以“奇观社会”的概念揭示了这一社会特性，他认为，“奇观(形象)即商品”的时代已经深刻改变了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它突出地表现在从商品的“占有”法则向商品的“展示”法则的转变。当世界经由“奇观”而变得显著可见时，它一定是由商品控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与其说是在消费商品，不如说首先是在消费商品的形象价值或象征价值。因为较之于使用价值，商品形象价值或象征价值变得更加重要。一些国际知名的商品品牌，从可口可乐饮料到好莱坞电影，从麦当劳快餐到耐克运动鞋，从BMW(宝马)汽车到夏奈儿化妆品，这些知名的世界品牌的形象价值远胜于其使用价值。于是，审美化展现了一幅难以察觉的日常生活外观的审美拜物教，商品和服务的魅力日益转化为吸引眼球的奇观之“注意力法则”。
波斯特丽尔近来也大谈当代审美的迫切性，她坚信传统美学关于美的界定过于狭窄了，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她要突出的审美概念，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对象的外观魅力和主体的快感体验。波斯特丽尔直言，如今美学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它已不是美学家的差事，而应该是不屈不挠的工程师、设计师、不动产发展商、工商管理者的分内之事。“审美的创造性就像是技术发明一样，它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标，和它们一样重要。”[5]16从产品设计到环境改善，从美容手术到外观打扮，哲学意义上的审美被彻底地世俗化了，成为当代日常生活的一个指标。当代社会所呈现的是一种“审美的普遍性”，它植根于我们人类最深邃的本性之中。所以，告别哲学的抽象思辨，进入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审美化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
消费社会和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仔细考量这个概念的流行，一方面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勃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消费社会的在中国的发展关系密切。今天，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种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中国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假如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或主题)的话，那么，如今的“后革命时代”的话题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太多的屈辱和悲剧，驱逐鞑虏富国强民的变革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社会发展方案。革命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对“审美”的激进式的理解，革命“美学”往往在演变成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同时，也以某种“非美的”方式实施了对人心灵和肉身的彻底改造。于是，日常生活充满了革命的意味，日益沦为残酷而又刻板的范式。不存在什么人类普遍的美的标准，只有带有阶级论烙印的美的理解，无产阶级或劳动阶层的美才是惟一具有合法性的美。革命把美学边缘化的同时，实际上把审美从日常生活中给驱逐了。节俭+贫困的生活风格已经谈不上也不需要谈论审美了。
“后革命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范式的到来。改革开放极大地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是一个经济或政治政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小康”目标的设定，与其说意味着一个人均年收入的量化指标，不如说是一个具有全新性质的生活方式的规划。一方面社会进步作为一个客观变化着的事实呈现出来，如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等等;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为主体心理体验和观念方式激变的历史过程，革命年代所压抑的欲望冲动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它像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再也关不上了。
“小康”生活方式凸现出日常生活物质水准的大幅提升。与清贫诀别，同节俭说再见，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在享受着发达的技术文明的种种消费新花样，从电视到网络，从手机到各类时尚;另一方面联通了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享乐主义脉络，种种古老的享乐方式和观念随着新的消费社会卷土重来。这些传统的力量好像比革命更具根基性，一旦条件成熟，总是以这样那样的面目走上前台。于是，革命的激进主义被物质的消费主义所取代，革命的理想主义被世俗的享乐主义所替换。这时，无论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主体心理要求来看，作为一个问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必然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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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12-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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