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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幅历史变化的描述——与庸俗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多么不可调和——确实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完全不矛盾的，而且确实与某一点是不矛盾的，即马克思本人提出的1789与1848年的革命模式：在1789年雅各宾主义扮演了消失着的调解者的角色，起着自觉的、几乎是加尔文主义的革命道德、中资产阶级的普遍民主理想的守卫者的角色，一种能够在热月(Thermidor)中被取消的守卫，当资产阶级的实践性胜利已确定无疑，货币与市场制度明确地形成;在那个对1789年的拙劣模仿中，即1848年的革命，它也正是在相似的传统与大革命的价值观念、与随之而来的帝国的幌子下，第二帝国新的经济社会才得以出现。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图表所表示的作为目的的领域与马克思式的上层建筑概念联系起来，而手段的领域如所指的那样，构成了基础。因此，在韦伯与马克思看来，上层建筑可以被说成是在按照我们描述过的思路的基础结构变化的调解中，发挥了根本的作用;而要懂得“作为”消失着的调解者这一点，就是要避免站不住脚的优先权的问题，因果关系的问题，在这两点上，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观点束缚了我们。
但本研究的目的比这要广泛得多，因为它的假设不外乎是正在消失的调解者的概念描述了韦伯全部的社会与历史思想的特点，而且可以被视作他想象的主要结构。然而，由于本文的材料所限，我不能阐明韦伯的这一概念在最具变化、最具多样化的历史材料中完整的应用范围，即从他对俾斯麦在当代德国的统一中的作用的分析，到他对罗马法律在现代法制演变中的重要性的讨论。因此我十分乐意凭借早些时候的预言家的例子论证一个正在消失的调解者的概念使我们讨论过的资料系统化，是一个更为合适的方法。由于在魔法阶段与本质上理性的教士宗教组织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中预言者的超脱立场，在目前的背景中，预言者应被理解为把传统的魔法师机构中固有的非凡魅力的影响力从方括号中移出去的人。因为预言者与魔法师一样，需要“非凡魅力的确实证明，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魔法。……[但是]有代表性的预言者宣传思想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钱，至少没有用明显的固定的形式。……因此，通过这样的解释，那些精心教化过来的人认定，传教士、语言家或者古代基督教的教士不能使他的职业宣讲专业化。” 这除了说明预言者比魔法师为自己要求更多的东西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这样一种使自己个人权力与欲愿制度化的确认与非凡魅力的强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合并在一起：
魔法师 预言者 教士
(MAGICIAN) (PROPHET) (PRIEST)
非凡魅力之力量
(CHARISMATIC [+] + -
POWER)
理性宗教之组织
(RATIONAL - + +
RELIGIOUS
ORGANIZATION)
然而，这样一种历史的叙述所描绘的东西是非凡魅力本身之“冷却”与凝固，——就像后者——一个最真实意义上的正在消失的调解者——作为一个变化与社会改革的一个运载工具，一旦变化认可了机构、制度的现实性，就只能被遗忘。
III
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一种单一的阐述模式一次又一次地贯穿于韦伯的著作，这样的重复几乎可以准确无误地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在某种意义上，韦伯采用了种种不同的形式、一次接一次地论述了某个单一的社会现象;或者是，如果你们觉得目前这篇文章的语言是可取的话，他就想方设法进行伪装，然而在各个相异的表象后面，是他一次又一次讲述的同一件事情。他所讲的当然是经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故事。韦伯发现这个理性化的过程在古代预言和现代官僚机构中起作用，在普鲁士农业和新教神学中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样一个发现只是替换了问题，因为显而易见，理性化是榜样(model)而决非经验的事实，是“理想化的典范”(idealtype)而决非可观察到的社会机构;还有，马克斯·韦伯迷恋于他认为在处处起着作用的理性化过程，这本身是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在开头部分中，我已经对所发现的方法与目标的分离从其文化、历史的背景方面做了大致的勾勒—它在理性化中有着具体表现，就像从无聊中找到主观的表达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单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样稀薄的空气中，不足以提取出构建得无以伦比的、有关生活和某部著作的主题：萨特只是距我们最近一位坚持下述观点的，他认为童年至关重要，在这个时期“悬而未决的概念”(ideasintheair)，在文化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和获取的主题，像是第一次，通过个体之存在这个独特的媒介，重新得到确立。在萨特(Sartre)看来，心理分析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和历史研究提供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从个人在其中成长的，特定的、有重大意义的家庭结构中，研究个人的形成，并且上述这些都被看作是自己特许的目标：“存在主义……认为它可以整合(integrate)心理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发现了在个人和他所属阶层之间嵌入(insertion)的关键一步——也就是那个特定的家庭——作为宏观的阶层和个体之间的中介。家庭实际上是由历史总体运动过程，并在其运动过程之中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无知与懵懂的童年却被体验为一种绝对。”31萨特分析认为福楼拜(Flaubert)的个性模式(以及其作品中令人着迷的主题)来自于他双亲个性结构(personalitystructures)之间的对抗(个性结构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学的)。我们当前的工作是要对我们所做出的结构描述(structuraldescription)进行阐释。萨特的分析方式或许能够作为这项工作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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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4-11-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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