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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一个理论上的难题，是将它描述成历史特性的还是描述成叙述特性的呢?这要看我们是否分别将它与我们研究的对象联系起来，还是与我们自己分析那个对象的方法联系起来。历史变化与叙述结构两种解释要求我们掌握结构术语中为大家所知的“历时语言学的”(diachronic)部分;然而，问题也就来了，问题来自决心掌握历时语言学的显明的必要性。在历时语言学中基本上都是些“共时共性”(synchronic)的，或者是静止的与系统的术语。因此，情形似乎是这样的，要懂得历史，就意味着就涉及到将不断的变动与变化翻译(改变)成一些在两种状态及时刻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历史变化的“之前”(before)与“之后”(after)。“每一个意思的领悟，”格雷马斯告诉我们，“作为它的结果都包含了历史的转变，转变成各种各样的长久不变之人、物或地位：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探究个人生活的意义，还是一个故事的意义(或者是历史本身[在法语中历史与故事都叫做histoire],这样的探究，换言之，在一个语言上的证明之前，我们假定一个信息接收的态度的事实，会有这样的结果，即历史的算术会被当作状态来感知，它可以说是静止的结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叙述分析的难题可以被视作一些基本概念的重大突破，一种对历史作出叙述分析的失败;因为只要历史涉及对现实的改变与普遍意义上的历时语言学的现实人，那么一些基本的变化的感觉已成为叙述的前提(先决条件)，我们被要求用共时性的分析性的语言对这些变化的感觉做出说明。叙述分析，换言之，要求我们用那些必须是固定的叙事方法的成分解释那些变化的，时间的，或历史本身的想象的幻觉。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转变过程孕育于由各种各样在语义长方形图案中固有的组合所提供的调解中的途径。然而，考虑一种明确设计好的解释叙述转变本身的模式，也许是有用的：这样一种模式似乎更适合对那些韦伯作品的分析，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些论述与涉及预言家的讨论类似的历史材料(换言之，从较旧的宗教形式向较新的宗教形式的大变更，除此之外，向一个整个世俗化的世界观的大变更)，但那些作品论述历史材料是用一种明晰的叙述方式而不是用分类的解释性的方式。
这样一种模式在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广泛讨论的神话结构的形式化中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现成不过了，它将这种形式化以下列方式提出来：“因此，似乎很明显，每一个神话(作为它变体的整体来看待)都能够限制在下列模式的一个公式里：
Fx(a):Fy(b)≌Fx(b):F-a(y)
在这个公式里，两个名称a与b是与它们的功能一起给定的，由名称与关系的颠倒所分别定义的两种形势之间，一个相等的关系被确认了，当然是要符合两个条件：⑴其中的一个术语被它相反的所代替(即上面的分式中的a与–a);⑵相关的颠倒必须在两个成分的(即分式中的y与a)功能价值(thefunctionvalue)与术语价值(thetermvalue)之间做出。”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这一公式从纯语义的意义来说，被当作神话的“深层结构”的基本结构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包含表面的叙述变化，我们仅仅只是在论述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在二律背反中，原始的心灵提出了两个明显矛盾的认识系统等值(≌)的问题(在莱维-斯特拉斯的俄狄甫斯神话分析中，亲属关系与宇宙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运用它来讨论叙述的事件，它的有利之处是使人想到某些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不用增加任何新的术语，一些变化与转变的幻觉仍然有可能产生;而这是由移动从肯定到否定的帷幔及将原来称为术语的那部分转换成某种功能(反之亦如此)来完成的。我应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公式用法的大量实验使得我能具体说明下列两个可操作的附加规则，即：⑶不管它们的名称不管从哪方面说，(x似乎没有必要与y相联系)在实践中，这两种功能在感觉上总是一定互相对立的;⑷在术语转向功能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不对称的和谐，一方面在x与b之间，另一方面在y与a之间(这样一种不对称对产生变化的幻觉是必要的，因为等式左边必须在感觉上是一个不稳定的，不牢靠的情形，一些突然重建的模式一定因它而出现的)。
现在让我们根据正在讨论的公式试着重写韦伯论述新教的著作，一本大家熟知的书，它试图至少部分地解释封建农民的欧洲居民的心态，因为他们很明显地适应现代工业劳动中固有的严格的纪律与延迟的满足。这一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它源自第三世界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工业化，也来源自刻板的、前资本主义“天真的”一类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就是懒惰、不可信赖、有酗酒倾向，而且通常对欧洲人的线性时间观念与言语行为规则一无所知。 不管怎样，这样一种当代参考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审视韦伯论说中的高度抽象的含蓄之意，对韦伯来说，“理性化”并非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方性的与历史性的阶段，而是一种即将发生的劫数，预示着那个苦行的理性主义“铁笼”的降临，我们现代人在余下的文明时间里注定要被囚禁在里面。 这样一个历史的观点，毫无疑问，正是韦伯枯燥的书叶中所论述的，其中还混杂着过时的神学理论，最不可忍受的学究式的注释，它们情绪的作用：一个多么啰嗦的叙述者!对此，韦伯的专著有着弗洛伊德的《文明与不满的缘由》或是H.G.威尔斯早期小说的困惑的悲观主义，同时具有类似弗洛伊德与威尔斯的悲观主义思想的这些作品，对渺茫的未来给予了同样冷峻的审视。
《新教伦理》一书旨在论证现代生活的理性化(作为其结果的非神圣化与它向一个有组织的严格的市场体系的转变)与路德·加尔文禁欲观念及宗教约束的世界本身许可的苦行僧式生活的发展之间的亲密关系。宗教约束的力量与世俗化的力量分别统治着人类目的与手段的活动的基本要素，因此，按照上述概述的程序，我们可以将韦伯的论题中的术语与功能描述如下：
x=理性化
y=“宗教化”，或转化为纯粹的宗教价值或约束力
a=目的
b=手段
但是在显示这些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叙述(故事)之前，也许只得提一提叙述分析能够说清韦伯文章特有的论辩特点的方法。因为，就像所有的历史论文一样，韦伯是针对另外一种观点在写作;它的文章是指明用来纠正一些流传较广的对新教本质及新教与商业伦理关系的误解的：很清楚，这一误解就是庸俗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观点，即新的宗教形式应视为在基础结构中变化的“反映”，换言之，视为市场资本主义新发展着的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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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4-11-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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