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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处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某人生平传记的层面上发现了他最为原始的遗传学上的(genetic)表现方式。这种过程可以被定义为某种自我界定，或者可以用更为权威的术语描述为俄底浦斯情节。我们构建这种过程旨在阐明韦伯是如何着手解决给他带来困难的情形，也就是，男孩子被要求把自己认同于自己的父亲从而复制后者的性格结构。眼前这个假设所要表明的是，这种认同的实现付出的代价是父性价值体系的变形，这种变形是如此之彻底以致于使得后者几乎无法辨识。在这样的占为己有和性格重构中，很显然母亲的价值体系充当了催化剂和媒介：母亲强烈的、注重精神生活的价值观使韦伯得以观察到父亲的存在，一种与母亲截然对立的、纯粹机会主义的存在，一种在机械的、未加权衡的事物体系中惯常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对父亲的敌意和反抗获得了一种保卫个体“精神性”(spirituality)与深邃性(inwardness)、反对资产阶级惯常行为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韦伯与母亲的关系更加矛盾;如果不抓住这个事实，那么我们无法理解这个过程。的确，对于父亲的攻击毫无疑问意味着对母亲本人所代表的事物的保护，那就是价值，还有义务性、强制性的工作、以及必须的行为;这些与来世伦理价值所倡导的、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品质辩证地关联着——而她就是这些品质的使者。韦伯摒弃父亲遗留物中那些他认为本质上缺乏价值或道德内容的、非主题化、有传统倾向的行为;自相矛盾的是——这种自相矛盾对于韦伯本人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作品来说，都是最为核心的——他不得不反对母亲笃守伦理道德的做法，或者恰恰相反，他不得不向母亲所代表的纯粹价值屈服——以某种其他的方式，而不是皈依它们或者为之献身。早期韦伯在理智上对伦理道德的教条持怀疑的态度，例如钱宁(Channing)——海伦·韦伯(HelenWeber)36钟爱的一位思想家——所宣扬的。这表明在韦伯的意识里，正是母亲和社会主义式独有的、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后来决断地被韦伯极端的悲观怀疑所厌弃——被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这种理想主义伴随的，正是一种作为精神惩戒的强制性工作。在这个语境下，韦伯随后的崩溃和长期的精神瘫痪不仅可以看作是自我惩罚与反抗父亲而由之生发的负疚感;同样还可以看作是对母亲所坚守的原则的冒犯行为，一种对母亲代表的价值体系象征性的拒绝。无论如何，从海伦?韦伯对儿子的病所持的怀疑态度来看，她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理解的。37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面勾勒出来的图式当作一种过程来解读：韦伯首先利用从母亲那里所继承的去改造从父亲那里遗留给他的，在母亲的价值观念实现了它们的媒介功能后，随即也被抛弃。母亲的价值观念使得韦伯最终获得学者风范，从事着艰苦繁重而又不得不为的工作。但是这只发生在观念得以自我清算之后——这之所以得以完成全凭它们自身作为学习的目标主题化的结果。因此，韦伯成为杰出的宗教社会学家也绝非偶然，虽然他“与宗教精神不合调”(religiouslyunmusical);因为他躬行实践母亲的宗教信条时，无法同她分离开来。另一方面，韦伯不能将上述特性消弭殆尽，不留痕迹，因为他在成长过程中接纳了母亲作为媒介所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是一种古典的、被弗洛伊德冠(Freud)之为“升华”(Sublimation)的方法:对宗教的迷恋尚存，但是移位到了“更高”的层次上。在这里，同对象之间保持的关系类型不再是出于信仰的，而是出于科学兴趣的。
然而，这不是韦伯心理发展过程进入其作品并对之施加影响的唯一的方式，甚至都不是主要的方式。为了推见一种理解这样的影响的方法，我简单回顾一下莱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对于神话结构的阐释，对此所作的描述性分析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采用的某些分析工具与程序。在广为人知的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处理方法中——我在上面的论证中就借用了其中的叙事模式，莱维-斯特劳斯表明，神话叙事是在两种不同起源的理论之间发生了概念性踌躇而产生的结果。这两种理论本身就是部落或家庭组织这两个不可调和的模式的反映，然后它们被投射到一幕一幕的故事当中去。这些故事给原始人们提供了一种假相，仿佛他们找到了解决根本的社会对立和概念矛盾的途径。38在他《神话学》(Mythologiques)后面的几卷中，他对神话的本质和功能作了好像不大一样的描述：他言语晦涩地告诉我们，后者，“代表了依靠自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世界来阐述它们的那种精神”。39从莱维-斯特劳斯的思想这个大语境来看，他的意思是神话把来源于自然的文化(从而也包括神话故事的叙述)看作是最深刻的主题，或者说得更简练一点，所有的神话都是有关起源(origins)的神话——那些为了给以下类似问题提供答案而构思的故事：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如何得来的?火是从哪里来的?诸如此类。为了我们眼下的目的，我们可以叠缩这两个概念并且提出，神话一种探究起源的故事，是为了解决某种潜在的、表面上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做的尝试。
在马克斯?韦伯这个实例中所讨论的对立，很明显指的是存在于他双亲价值系统之间的，但这是一种以他本人为解决办法的对立!对起源这个奥秘的迷恋接着在逻辑上变成一种探索——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探索他自己个性的形成，探索那个从双亲之间巨大而又很显然无休止的对立中诞生的、被称作马克斯?韦伯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事物的出现。但是对这个过程的兴趣等同于对整体上称为理性化过程的兴趣;因为韦伯的个性，他对“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的拥护——虽不能说是他的发明——等同于对双亲行为理性化的探询与其旧有方式的分离。韦伯的注意力进入每一个历史阶段、深入到每一类的社会学材料，以求准确地找到那些可以被称作理性化过程的标志或痕迹，这也就并非偶然了;因为他为自己的起源着迷，无意识地采取了这种方式。如果换作另外一种说法，那么理性化这个主题本身就构成了韦伯科学探察的“自我可指性意义”(autoreferentiality)。在这种方式中，历史的或社会学的叙事表明自身，或者用莱维-斯特劳斯的表达方法，即“代表”(signify)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不需要提议什么韦伯性格结构同历史和当今社会发展这些“外部”(external)现实之间的类似性：是他本人在其作品中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他本人将前者当作解读后者的方法了。这样，他抓住了“失去魅力”(Entzauberung)这个社会和历史的事实，采用的方法是给它一种遗传学的外形——这种遗传学外形来自于属于同种现象的他本人的经历;换言之，他将私人的隐情投射到现代纯技术化世界的异化现象中去，投射到原来传统主义的、有魅力的社会生活形态消损殆尽的情形中去，这样，他使这些隐情客体化了。因此，“我是怎样成为现在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浓缩了、主题化了、“升华了”;当进入到“客观”历史调查的领域中，它就获得的以下的问题形式——“理性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当今世俗化的世界其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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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4-11-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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