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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到了距今相当近的时期，家庭才成为核心的单位：查尔斯·莫拉泽(CharlesMorazé)告诉我们，庄园(manor)或王室(household)在过去的政治体制下一直是一个庞大的集体，并且始终向新婚的夫妇敞开大门。在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上有他们的位置。在同一个屋檐下，几代人和不计其数的姻亲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在十八世纪最后的十年，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才致使年轻的夫妻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渴望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渴望自己照料自己。随着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大，大量报酬优厚的工作可供他们选择，这加速了这个进程。新的家庭从它的亲人那里分离出去。现在它只由有限的人员构成—父亲、母亲、孩子……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个人的身上……每一个男人都感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并且对他的孩子们负有责任。32
在童年里，基本的生活“场面”(scene)大幅度地减小了，至关重要的人物阵容大大地收缩了，这样的变化不会不影响到有关自我塑造、符号体系建立的心理机制，正是通过所建立的符号体系，后者才得以破译外部世界。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家庭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更加显著的变化：因为随着新阶层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的胜利，作为他者(Other)的那个阶层——贵族阶层——就会起来反抗业已形成的中产阶级身份的体系，使之遭到削弱或完全消失，以至于对中产阶级个体迄今仍在外部进行的侵犯行为，现在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并在新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相对自治和封闭的环境中重新定位。在一篇引人注目的篇章中，阿瑟·密茨曼(ArthurMitzman)描述了这种重新定位的结果：
我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的数代人身上，是维多利亚式超我的极端压抑性(archrepressiveness)激发起了欧洲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及要求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呼声。只要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不能获取成功，就会存在由攻击性的连续偏差造成的某种平衡，这种攻击性不会由于对自然的征服而消失于掩盖的怨恨中，消失于自觉的敌意，或反对传统力量的公开斗争中。换言之，存在一条在精力旺盛的维多利亚人的灵魂中积攒起来的发泄精神怒气的理性防御的政治途径。因为资产阶级反抗贵族的斗争看起来合情合理，所以俄狄浦斯式的(oedipal)敌意、为摆脱枷锁束缚而进行的战斗、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以进步(Progress)与理性(Reason)的名义，就得以合理化了。但是，当最后那代反抗的资产阶级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取得胜利，其后代不像父辈那般倍受压制也不再具有攻击性了。他们也就丧失了父辈们夺取最后胜利的幻想——正是借助于这种幻想，他们的先辈才将自己的敌意得以升华。攻击性以前曾被伪装成政治热情，引发了反抗贵族阶级的斗争。然而上一辈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现在不是替代保守的贵族在执政，就是同他们一道执掌大权：对执政那代人的反抗不再允许像早期那样，把弑父情结般的进攻行为移情到被理智(Reason)和历史(History)宣判死刑的敌人身上。
资产阶级家庭外部环境发生的这些变化，必然地会对其内部结构同时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母亲角色的发展演化。资产阶级家庭之间交换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是为了得到一位母亲或妻子，甚至对于规模更大的传统家庭也是如此。但是一直以来，这种交换在为这些家庭之间结成联盟对抗阶级敌人发挥着作用。然而现在，妻子开始在其资产阶级家庭内部(within)代表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同的家庭传统，一种对迄今为止毫无争议的父性价值提出质疑的生活模式——我们这样说，仅仅是为了重新解读资产阶级妇女获取的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高的地位。所以，过去资产阶级的元老和暴虐的贵族之间的斗争，越来越趋向于自身的重组，演变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内父母本人之间结构性的对抗。祖辈资产阶级(grandsbourgeois)的后代呈现这样的特点：他们评价父母双方具有的相互对立的特性，并且认为自己是这些特性盖然性的或者是辩证的结合体(想一想，比如说，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对诺曼底[Normandy]与米迪[Midi]的共存怀有的兴趣，想一想他本人身上所体现的新教与天主教的混合，或者是托马斯?曼[ThomasMann]对汉萨同盟的北方[HanseaticNorth]与地中海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作出的类似的召唤。)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思考父辈影响的方式，因为玛丽安·韦伯(MarianneWeber)最有权威表达直接来自她丈夫的下列看法：
在[青春期的]那些年里，我们不能确定[马克斯(Max)]是否甘心接受他父亲或母亲的性格类型。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一旦他开始对自己负责并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个性时，这样的选择就会摆在他的面前。一方面，在他母亲心中，教义的力量占有统治地位，爱的奉献和自我牺牲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然而她奉行崇高得令人忘却舒适生活的英雄主义原则;她每天在一种道德准则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紧张状态中，有条不紊地操持着家里过多的杂务;她小心谨慎以求避免犯错，并且心平气和地将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上帝本身联系在一起。她极其果断又精力充沛地把握着每一日的存在，欣然地接受生活中一切美的东西——她的笑声真是酣畅淋漓!——但是每天她会潜入内心的深处，停泊在来世的港湾。相比之下，他的父亲则令人肃然起敬。他对政治和工作事务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头脑灵敏。另外，他性情平和，当事情随其所愿时，显得热情友好。但他不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一员，满足于自己和现实。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生活中还有或然性的方面。在晚年，他依恋家庭的舒适生活并且从痛苦与憾事中抽身出来。他怀有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没能得到实现;那些可能会要求他为了服务于这种或那种事业献身的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对他不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34
在玛丽安?韦伯怀着崇敬心情润饰的描述里，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察觉出俄狄浦斯式冲突的在场。它导致马克斯?韦伯神经的崩溃。对于这种在场，密茨曼能够首次给我们做一完整的陈述。35但是玛丽安的记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人们能够分析韦伯生活背景中其父母性格特点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父亲作为成功的政治家似乎代表着行动(action)，与之相对的是他母亲长久保持的新教思想性的传统。由于他父亲的生活方式来自于旧时的商业贵族阶层，显得有些无动于衷和通权达变，丝毫没有他母亲道德感和责任心与之的那种责任感和强制力。那么，从这种角度来看，他父亲的行为可同“括在括弧内的”(bracketed)和重视传统的那些类型相比。这些类型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将其中的价值或绝对事物主题化。假使这样的话，政治上的追求被当作符合传统、实现个人抱负和树立社会威望的动机。他的母亲就有些自相矛盾了——她出身于普鲁士的官僚主义，并且在她个人身上兼备了理性化的行为和宗教的价值观。马克斯?韦伯本人个性的演化和生成有理由认为是出于某种“选择”(choice),那样，他的“选择”就决非像从两种相对单义的符号中任选其一那般简单。那么，若是以韦伯童年生活为背景来考虑他那常常令人恼怒的、凡事一分为二(dichotomization)来看的习惯，可能并不是太牵强。对于童年中发生的每一次冲突，他必定会对牵扯其中的父母的价值结构进行判断。然而，在目前的语境中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们三个人的位置与我们为了分析韦伯式叙述所发明的图表非常完整地吻合：
父亲(FATHER) 母亲(MOTHER)马克斯?韦伯(MAXWEBER)
终极宗旨或意义[+]+-
(ULTIMATE
PURPOSEFULNESS
ORMEANING)
强制性工作-++
(COMPULSIVEWORK)
很显然，对于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来说，这样的吻合并不能指望证明任何东西，也不能因此把一场争论拍板定案。原因是我对韦伯家庭环境的解读就与对待任何其他文本一样，有些经验主义的味道并且完完全全是先结构的(prestructured)。但是联想到下面，我想我可以最充分地预料人们对于我现在这个假设的误解，可能还会是毁谤：我考虑上述问题的过程方法不同于、而且远远复杂于戈德曼(Goldman)那种要在不同种类、不同层面的现象之中发现其同源性(homologies)的主张——若应用到眼下这个例子，那就是在韦伯的文本，即他的生平经历，和当时德国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应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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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4-11-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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