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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行动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世的方式，人们通过行动来说明自己;但是另一方面，行动又是如此易逝和随风飘散——与人工制作的其他产品(比如建筑)不同，一场谈话一场战争甚至一个政权，无一不经受着时间的折磨耗损，它们先后及最终湮没无闻，遗落在历史的长夜当中，然而，叙事所拥有的记载功能，则能够将过去所经历的加以记忆和保存，从而“使得人能够进入一种延续不断的世界，使得人们在这个(除他之外一切都不朽的)宇宙中，发现自身的位置。人有能力获得这项记忆，因而Mnemosyne(记忆女神)被看作一切其他缪斯之母。”33
一方面，行动者是自觉、有目标和有预见性的，这一点与动物的行动方式不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在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转换之后，事情仿佛变得脱离了他原先的设想和控制，走向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方向，他行动的结果完全不是这个人所要的，他无法理解自己的行动，不能够看清自己行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种情况下，“讲述者”便出现了，他能够结合这个人之外的各种因素，将他安放到某些过程及某些侧面中去，帮助他找到一个适当位置，从而行动的“意义从来不对行动者打开，而只是提供给不行动的历史学家们事后的恩惠。”34
一方面，行动是如此徒劳易逝，但是另一方面，行动一旦发生，却又是如此不可逆转、不可挽回，无回旋余地，比如一次恶行或者哪怕是无心造成的罪行，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对于被施加者造成的破坏如此之深，这会令行动者本人感到十分懊悔和愧疚;在现实已经无法还原的情况下，叙事给行动者本人提供事后的释放空间，让他以某种方式承载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及过失，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再次运用亚里士多德洗涤(catharsis)这个概念，认为因为叙事引起的洗涤，有助于恢复因为行动的负面作用而带来意志瘫痪：“诗人的政治效应——洗涤(catharsis)的功能，在于能够涤荡和净化因为行动所带来的所有情绪。”35
一方面，一个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故事，他在其中无疑作为主角，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剧本却不是他本人所写，其间还有许多他人的台词、穿插并因此而发生的许多逆转，从中他个人的形象反而显得破碎、模糊不清，这里的自我与那里的自我产生断裂。这个期间的自我与那个期间的自我产生隔膜。而一旦人们对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便试图将那些脱落的环节捡拾起来，将那些裂缝之处加以弥补，试图还自己一个完整的形象，由此而肯定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也不是个人所有优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这一本质——只有在生命结束而留下一个故事时，才能够形成。”36
行动的种种脆弱性，阿伦特又称之为“行动的重负”：“行动过程正是从这些重负中吸取力量”，而同时，这使得行动者“与其说是其行动的主体，倒不如说是牺牲者和受害者”37。跟在行动之后，“叙事”这头“夜间才开始飞翔”的“猫头鹰”，有可能消除行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抚平因为行动而带来的伤痛。台湾政治学学者蔡英文先生精当地指出：在阿伦特的视野中，“行动者在行动践履中面对着如此困境“自我意象的模糊、视野的局限性、行动之负面效应带来的瘫痪，这些都必须经由行动的叙述才能稍加疗治。”38
叙事的这种偿还及救赎作用，在阿伦特自己的一则分析中，则体现得更加清楚。她分析《走出非洲》的小说作者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早年婚姻的失败正在于作为一名文学青年，任由“想象力”而干扰了实际生活。而当她来到南非生活，情人飞机失事而亡，能够将她从这种丧失的悲痛中挽救回来是写作自己生活的故事，并以一种高度忠诚的态度去写作：“不去虚构而是接受生活的赠与，通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象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这种“保存”包含了对于曾经是含混不清的生活的筛选、辨认、澄清和理解，包含了对于自身及其中涉及的他人及事情的审判与和解，随之而浮现出生活的意义。“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但却不会犯企图确定它的错误。它带来对事件实情的肯定与和解，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在‘审判日’听到的最后之言。……她的‘哲学’表明一个人的生活故事无法被讲述出来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是不值得去过的。”39
除了汉娜·阿伦特，在当代富有影响的思想家中，非常看重叙事的还有美国伦理学家A.麦金泰尔。重申叙事在伦理活动中的意义，此人是首推人选，并产生很大影响。针对现代社会造成的人们生活和道德上的破碎，麦金泰尔试图重建人的“统一性”。在说明何谓“统一性”的问题上，他借用“叙事”来加以阐述。麦金泰尔反对萨特等人将个人与环境相分离、自我与语境相脱离的做法，试图将人重新放回到他所处的各种历时性条件中去，在社会、传统、历史的具体脉络里面，在一种先后“连续性”与嵌入式“穿插”当中，在完成角色以及对角色作出贯穿一致的阐释时，如同故事中被讲述的贯穿一致的主角，一个人才是可理解的可解释的，并在这种可理解可解释中，建立起他的统一性或自我认同。他所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人在从事他的园艺，那么他为什么要从事这项活动呢?是为了“锻炼”、“取悦他的妻子”“为入冬做准备”?总之，这是需要结合他的生活背景来做出解释，叙事正是满足了这样一种要求，将他过去生活的整个背景带到今天的这个场景当中。而实际上不仅专门讲故事者才提供解释，是一般人们在生活当中，自己也同样会作出相应的解释。人们按照“永远已经是我是”那个故事中的主体，去行为并向人们解释自己在做什么，同时这个主体又要求对方作出相应的自我解释：“追问你的所作所为及其理由，陈述我的所作所为以及理由，考虑你对我的所作所为的解释与我对我的所作所为的解释之间的差异，反过来也考虑我对你的所作所为的解释之间的差异，这些就是几乎最简单、最基本的叙事的本质要素。”40在这个意义上，不尽是叙事摹仿生活，而是生活也在摹仿叙事，叙事原本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构成对于生活的矫正。
另一个在叙事方面作出重要表述的是美国神学家哈弗伦斯，此人在其著述中引用了阿伦特和麦金泰尔的相关表述。与这二人一样，哈弗罗斯关心的是“叙事的品质，而不是文学的风格”41，也同样将“叙事”看作人们纷乱偶然的世界中，建立起理解和秩序的重要途径。
与麦金泰尔更加接近的是，哈弗伦斯将“叙事”看作伦理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关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义务、行动的理由等，与其说是理智给人们引导，不如说是“故事”——“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故事来给我们的品格以指导。”42不同的是，哈弗伦斯更加关心的是“团体中的叙事”，突出强调个人是在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被塑造的，个人并不是他自己故事的创造者，而是更大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通过把握自己的故事来认识我们是谁，——我们生活的故事又为更大的故事所建构，我对自己的故事的(认识)也发生在这种社会的、政治的、神话性的大故事之中。”43作为神学家，哈弗伦斯又提醒“人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的参与者，神才是那个故事的真正创造者”，44人们不过是在神的大戏中扮演某些角色而已。我们不必同意哈弗伦斯的宗教立场，但是他强调在一个人所处历史、文化脉络中的角色，来理解自己，这对于八十年代的“启蒙”中更多浮现的“孤独英雄”，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纠正视野。在这一点上，他与麦金泰尔一脉相承。
概括地说，在“建立世俗世界的美学”这个提法里所包含的努力，是试图在这个日益深化的世俗世界面前，建立一种与之相平行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能够覆盖、包涵这个世界，接受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所提出的种种陌生性的挑战;同时更加重要的，需要与这个世界保持一种真正的张力，能够坚守一种在世界面前和在世界之内的批判性和反省性，尤其能够找到富有建设性的某些维度和途径，而不仅仅是“解构”。所谓“叙事”，则提供了对于人的行动的观察理解和偿还校正，同时蕴含和释放了的巨大的伦理力量，对于我们的语境来说，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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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9-07-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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