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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把握住理解亚里士多德表述中的宏伟力量，需要对我们自己所处的后浪漫主义位置有一个意识。简单来说，如同在“镜与灯”这个比喻中所表达的，古典艺术以“镜”自许，而现代艺术以“灯”即以艺术家自身为许，前者以现实世界为中心，后者则以主观精神为中心;如果说前者是向外而求实，后者则向内而求真。表面上看来，这只是有关真实的知识学图景发生了变化，其实不然：在现代人向自己求真的同时，悄悄地拿掉的一个重要维度便是“求善”，仿佛只要停留在自身，就是停留于真理当中;艺术家只要沉湎于自身，就是沉湎于真理。当然，也许这个自身构成了对于既定现实的批判和张力，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来，停留于既定的主观现实与停留于既定的客观现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求真不等于求善，更不能借此取消求善。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在世界中“行动”，便是建立在伦理追求的方向上：“灵魂”需要有现实活动，它只有现实的展开时才是真正善的。而一个人若是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看得见的行动，仅仅停留在主观自身之内，那么便无所谓善恶;哪怕这个人拥有很好的条件，享受着很好的保护，他从来不去作恶，也从来不去行善，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有美德的：“一个人可以具有某种品质却不作出好的结果，例如一个睡着了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而现实活动不是这样，它必然要行动，而且是美好的行动。”20 “不崇尚美好行动的人，不能称为善良，不喜欢公正行动的人，不能称为公正，不进行自由活动的人，不能称为自由”。21说起来，亚里士多德才是谈论幸福的大师，他关心的幸福是“一种合乎德行的灵魂的现实活动。”22他对自己的同时代人有这样的牢骚：“有些人却什么合乎德行的事情都不去做，躲避到道理言谈中，认为这就是哲学思考，并由此而出人头地。”23他批评的这个现象在今天愈演愈烈了。
如果说，人们只有在富有美德的行动中，才能成为一个富有美德的人，那么与此同时，美德本身也只有在人们将之付诸行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彰显和昭世。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亟需的那些美德和尺度，比如公平公正、比如忠直坦言、比如勇敢无畏，它们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世界的某处，事先为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准备着(如果找不到便抱怨这个世界多么黑暗)，而是像那句俗话说的它们“就在你自己的脚下”，在你准备采取或已经采取的行动当中。这个世界是需要尺度的，而这个尺度的建立，正好是由你自身的行动实践而放进去的，是你通过你自己的行动来加以认可和印证的。在准备给这个世界提供尺度的意义上，行动于是拥有了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张力。这个世界本身是水平方向存在的，而行动是垂直方向存在的。在行动中，这个世界有可能部分改变它的“锈迹斑斑”的状态。
对此提出异议的人们可能质疑道——这难道不是某种意愿吗?是的，但你是否打算毫无保留地意愿接受当下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人，他来到世界上，并不只是为了接受“庇护”，如果他有类似需要，那么“庇护”他的最好办法是由他自己来开辟一片取得庇护的天地。在争取自由的活动中，人们便不缺少自由，而是处于自由当中并享受着自由。亚里士多德没有忘记强调技术活动的实践与美德的实践区别——“不过技术和德行也有所不同。由人工制作的东西有它们的优点，它怎样生成，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按照德行生成的东西，不论是公正还是勇敢，都不能自身是个什么样子，而是在行动中有个什么样子。”24换句话说，按照美德去行动，本身是一件富有创造性的事情，它不是根据既定的模式既定的要求，甚至不是完全了解行动的结果，用“冒险犯难”来形容更加合适。
“摹仿者”便与这样一个行动者的世界相关，他首先关注的是行动者的行动如何，亚里士多德认为做得最好的是荷马25。但这并不意味着“摹仿者”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想象力，他只是被动地跟在行动的主角们之后，记载英雄们的业绩。亚里士多德著名命题是：“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26这一段话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十分熟悉的了，那是在没有直接读亚里士多德之前，从那位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先行听说过它。但是在车氏的语境中，也是从一幅海边的画开始的，而省却了这一套有关行动的辉煌理论。我们是否能够习得亚氏有关行动的理论，与我们自己的准备有很大的关系。面对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否已经意志瘫痪和行动瘫痪?是否仅仅将它当作一个拿取自己所需之物的超市，从中捞取各种好处还是其他?
“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换句话说，“摹仿者”需要拥有一套有关行动的想象力：他能够面对和处理行动的世界，能够了解和把握行动的方式、潜力及意义，能够从行动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视野，来描述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提供形象和框架。根据“可能性”的行动逻辑，他甚至也将那不曾存在的行动描绘出来，给这个世界提供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摹仿者”与行动者分享着有关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分享着在这个世界之中从事“冒险犯难”的事业，“摹仿者”自己的身体虽然原地未动，但是他的想象力却在这个世界上奔驰，与那些行动的创造者并驾齐驱，共同塑造这个世界的新形象。因而，这样的“摹仿者”就是一个竞争者，他借助想象力，与行动者之间展开一场平行的竞争。我愿意举出一个最手边的例子便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位返老还童的博士，他在想象的世界中行动，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形象，投下了身影。还有比如陀斯妥也夫斯基，他不仅与他的同代人并驾齐驱，而且远远超过了他们。他们与自己时代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争胜的关系。
而“长度”正是留给“行动”的。与一朵花打开时处于幽闭、孤独、绝缘的状态不同，一个行动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它必然深深卷入这个世界，因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及后果。而这种后果一方面涉及行动的对象(被施与者)，另一方面涉及行动的主体(施与者)。而一旦将行动的主体看作是有意识的或有责任感的，那么任何他的行动，都是同时施加于对象和他本人——他需要承担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担负起自己行动的责任，担当起由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现实。而行动的意义正是在它所负担的结果中，在它所由造成的新的局面中，即一系列“事件的组合”当中，才进一步释放出来。亚里士多德因而强调“完整划一”和“有一定长度”，强调各个部分之间的“承继”。所谓“起始、中段和结尾”首先是在这样的意义之上，而不是后人加以固化的所谓“戏剧性”：“起始指不必承继它者，但要接受其他存在或后来者的处于自然之承继的部分。与之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承继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继的部分，它的承继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符合多数的情况。”27
如果换个语境，《俄底浦斯王》甚至并不能成为一个悲剧的题材，这个故事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在悲剧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弑父娶母。而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重心落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怎么样：这件事情如何被发现?当事人如何承受这个事实?最终他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此有所交代?所有这些，都是若干年前的一些事情所造成的后果，是一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过程，也是对于这些事情的阐述和评价的过程。即使是不知情的，但是一经发生，仍然要负起责任，这就是行动的连贯一致性，其背后是一个伦理要求。或许在缺少伦理的人们看来，这种要求是不必要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大夫，仅仅因为复述了这个故事，则被认为是向当局的挑战而沦落底层。
“娜拉走后怎么样?”这是一个叙事的要求。叙事要求在一个时间的长度之内去考察事件，看它们降临之后的所产生的结果，这往往并不是赏心悦目的，不是供人浅吟低诵的，不像一朵花那样光滑无暇，直接令人产生“美”的感受，然而是一个对于行动和这个世界有责任的人，不可回避和需要面对的。由描述“行动”所产生的恢宏及“负重”的效果，则是另外一种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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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9-07-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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